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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6年3月29日星期日，欢迎收看1035期睡前消息。
2月份，韩国初步通过一项新法案，合并四组行政区。比如说庆尚北道跟大邱广域市合并，变成大邱庆北统合特别市。全罗南道跟光州广域市合并，变成光州全南统合特别市。改革结束之后，17个一级行政区，要变成13个一级行政区。
督工，现代韩国是一个分权制国家，每一级政府，都有单独选举的议会和行政长官，有独立的财政计划。为什么能快速落实这么大的行政区划改革？
因为这是工业化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大势所趋。不仅对中央政府管理有好处，对地方的居民和社会精英也有好处，所以韩国能达成一致意见。
用中国的情况类比，整个韩国10万平方公里，5000万人，基本相当于中国一个比较发达的东部省份。韩国中央政府类似于权限比较大的省政府，下面的基本行政区是“道”，起源是中国唐宋时期的一级行政区划“道”，但考虑到实际规模，对应了中国明清时期的“道”也就是省下面的二级行政区。
后来大多数韩国的道都经历了拆分，数量翻番，基本对应中国明清时代的府，也可以对应新中国建国前几十年的专署地区。在道级辖区下面，韩国设了几十个郡，对应当代中国的县。
此外，韩国还有和道平级的广域市，相当于中国的省辖市；还有和郡也就是我们县平级的自治市和自治区，对应中国的县级市和区。在这个类比模型下，我们来回顾韩国的行政区划变化。
韩国“道”级行政单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高丽王朝。当时唐朝刚刚灭亡，高丽王朝学习唐朝的管理模式，把全国分成5个“道”。但是高丽王朝的集权能力很弱，基层被贵族和军阀控制，地方政府就是个地理名词。中国进入明朝的时候，李成桂夺权，在半岛上建立朝鲜王朝，开始加强中央集权，5个道拆分成8个，派观察使管理。
李氏王朝的行政区划，沿用将近500年，跨越中国明清两代。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朝鲜王朝变成了日本的附庸国，为了限制地方权力，继续拆分行政区。其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5个道，都按南北拆分。比如说平安道，变成了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全罗道变成了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从此以后，朝鲜变成了13个道。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13道被进一步分割。北朝鲜分走4个道，南朝鲜拿到6个，剩下3道两家各占一部分。但是南方占黄海道的面积太小，实际上只有江原和京畿道能成为行政区划。所以，现代韩国开始继承的一级行政单位，就是6+2，一共8个道。
这8个道，本来是唐宋时期的管理模式，最先进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农业制度。地方行政机构在的主要作用，是给中央封建集团提供资源。就拿全罗道来说，早期中心城市在罗州，是整个朝鲜半岛的粮仓。汉城大部分粮食，都要从罗州运过去。为了让农民老实种地不乱跑，李家王朝学习中国经验，给所有成年男性发身份证，写上姓名、籍贯和年龄。
到了工业化时代，旧时代的逻辑失效了。还是拿罗州来说，当年为了发展漕运，罗州城建在河道旁边，地势比较低，一到夏天就容易出现洪灾。1910年，日本想要通过铁路连通汉城跟全罗道，为了减少成本，绕开了中心城市罗州，把干线放到了光州。从此以后，光州变成当地交通枢纽，出现了大量食品加工厂和纺织厂。当地人口也抛弃了罗州，去光州找工作。如果继续用农业时代经验管理现代城市，很快就要出问题。
第一个出现问题的大城市是汉城。在日本统治时期，汉城归京畿道管辖，没有单独的首府城市地位。日本战败以后，大量海外难民回国，汉城作为韩国铁路枢纽，集中了大量难民。不到一年时间，汉城多了将近50万人，很快出现粮食短缺，爆发霍乱。
当时美国军队占领南朝鲜，分配粮食、管理全国警察，都要先经过京畿道，严重影响效率。1946年，美国占领机构把汉城从京畿道剥离，升级成直辖单位。
等到1948年韩国建国，继续沿用美国做法，汉城变成了特别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1962年，韩国正式颁布法律，明确汉城是一个特别市，跟各道平级。
80年代，韩国又增加了5个直辖市，包括前面提到的工业城市光州，以及釜山、大邱和仁川。1995年，这些直辖市的土地不够用了，为了解决城市扩张问题，韩国政府让几座直辖市合并周边郡县，升格成广域市，也和周围的道平级。这从中国省级单位的视角看，就是汉城是省会，其他几个直辖市从县级市升级成省辖市，合并了周围几个县，与原来的地区平级。韩国仁川机场所在区域，当年就是从京畿道并入仁川市。
1995年开始的行政区划改革，还让蔚山连升两级，从道下面的一个小市，直接变成了广域市。蔚山没有经历直辖市阶段，不是实力不行，恰恰因为是经济太强，现代化人口太多。
早在1962年，朴正熙政府就已经设置了蔚山特别工业区，发展重工业，现代集团总部也在蔚山。到了80年代，蔚山拥有韩国最大的汽车组装厂和造船厂，成了工业中心。1987年，蔚山将近5万名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涨工资、降低工作强度。在这之前，全斗焕政府不允许工人自建工会，蔚山大罢工结束以后，韩国工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会。
在全斗焕政府看来，蔚山的产业工人太多，战斗力太强。如果蔚山变成直辖市，会脱离道级政府的管理，话语权太大，容易威胁军阀统治，所以找各种理由拖延蔚山的升级申请。欧洲中世纪末期工商业城市追求独立，和封建领主的长期斗争，在20世纪重演了一遍。
20世纪90年代，全斗焕和卢虞泰下台，阻止蔚山升格的力量，又变成了上级政府庆尚南道。在当时，整个庆尚南道将近1/3的财政收入，以及70%出口创汇都靠蔚山。在庆尚南道看来，如果蔚山变成直辖市，自己的经济就要崩溃。所以蔚山每次申请升格，都会被庆尚南道否决，蔚山人后来又组织了两次罢工，也没能成功。
直到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金泳三上台，情况才发生变化。蔚山是金泳三的政治大本营，1992年金泳三竞选的时候，承诺帮蔚山升格成直辖市。到了任期最后一年，金泳三凭借中央的财政控制力，帮助蔚山成为一级行政区。
在这次区划改革之前，韩国这6个“广域市”，或者是物流枢纽，或者是产业中心，都是韩国的经济重心。让他们脱离农业时代的“道”，可以让中央政府集中资源，扶持新兴优势产业。韩国能够快速实现工业化，在十年前人均GDP就突破3万美元，说明这套行政区划改革确实有用。
既然之前取得了成功，那为什么现在又要 “道市合并”，把拆分出来的直辖市送回去呢？
因为中心城市需要更多的人口，而周围的“道”需要现代产业支撑。广域市拿出自己的财政力量，换取周围的人口认同感，也交换道的土地管理权限，两方面都有利。
最近十几年，韩国也出现了跟日本类似的问题，经济资源向大城市，尤其是向首都集中。汉城都市圈集中了韩国将近一半人口，90%大企业总部在汉城。新兴产业比如说半导体，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也都在汉城周边。
其它几个广域市，仁川靠近首尔，蔚山有跟着升级的重工业，日子还过得下去。剩下的光州、大田、大邱和釜山，虽然是工业城市，但是产业结构比较传统，集中在化工，纺织、汽配方面。
除了产业升级停滞，这些广域市还有人口下降我那天。过去十几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还能保持在1.2左右，韩国已经跌到0.8。虽然中国东部地区总和生育率也差不多，但江苏这种省份可以从西部吸收人口。韩国国家就这么大，广域市只能从周围属于道政府的农业地区吸收人口。
比如说釜山，90年代还有380万人，现在只剩下320万出头，流失了六分之一，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3%。政府将近4成预算，都要花在养老上面。很多韩国媒体甚至认为，再过一代人时间，釜山就要彻底消失。所以，釜山早点和庆尚南道合并，让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向自己流动，基础建设也服从釜山都市圈规划，肯定是有好处。
从这个角度来说，“道市合并”不是把广域市又吞并回去，而是“广域市”进一步扩大，把旁边的“道”变成了自己的地盘。几个统合特别市的名称，基本都是原来的广域市排在“道”前边。比如说光州全南统合特别市，光州排在全罗南道前边。
这次韩国中央政府推动“道市合并”，所有“广域市”几乎一边倒支持，在韩国历史上也比较罕见。睡前消息第889期介绍过，从古代开始，韩国就有长期的地域矛盾和地域歧视，最突出的就是“湖南-岭南矛盾”。湖南地区，是西南的全罗道地区；岭南地区，就是庆尚道。
军政府时期，因为庆尚道出身的人长期垄断政府实权，全罗道抵抗最激烈，结合阶级矛盾，引发了“光州事件”。到了民主时代，湖南和岭南继续对抗，基本不会支持同一个总统候选人。尹锡悦掌握不了军队也敢搞政变，就是相信总有一批庆尚道老乡会超越民主程序，对自己保持忠诚。
2025年的韩国总统大选，还是延续了韩国的地域矛盾习惯，李在明几乎拿不到岭南的票，湖南地区也没人投给金文洙。李在明上台以后，岭南人继续制造麻烦，反对李在明几乎所有政策。但出乎意料，李在明以总统的身份推进“道市合并”，岭南人就能默许。反对党一开始想要阻挠庆尚道合并计划，来自大邱的议员公开喊话，希望不要为了政治斗争，背叛大邱和釜山利益，拿自己家乡的生死存亡搞政治斗争。
这说明，道市合并改革，在韩国是大势所趋，最极端的反对派，也不敢和政治经济规律对抗。
前面说，韩国的“道”级行政规划，在国家层面是学习唐宋时期的规划；在地方层面，仿照了明清时期省下属的“分守道”、“分巡道”。这次韩国道、市合并，在中国有对应的变化吗？
前面说，韩国的规模，对应中国一个发达的东部省，广域市对应过去的省辖市，道对应过去的地区。省辖市和地区的合并，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甚至可以说，韩国21世纪的改革，就是照搬了中国在20世纪末的“地市重组”。
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提到自己的家乡，会先说是哪个省，然后是来自哪个“市”。再往下才是县和区。古代的“府”，在今天已经没什么存在感了，这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地市重组”的结果。
农业时代的中国，县是基本行政单位，就算首都、省会是工商业大城市，也是拆分成几个县来管。比如说山东省会是历城县，北京城要分成宛平和大兴；南京分属上元县和江宁县。苏州城区由长洲县、元和县、吴县共同管理。在县和省之间，有比较弱的“道”和相对稳定的“府”。在县下面，基本上是自治状态，几乎没有正式官员。
到1909年清政府的最后两年，颁布了《自治章程》，第一次把“乡”确定为基层行政单位。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地方行政机构明确有4级——省、府、县、乡，再加上非正式的省政府派出单位“道”。
经过民国的混乱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省以下沿用了清朝末期的三层结构，管理几亿农业人口。首先是平均管辖七八个县的专署区，然后是沿用了几千年的县，最后是乡镇和乡级公社。专署区和县，对应的就是韩国道、郡两级单位。
同时，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工商业，除了和省平级的直辖市之外，各省也有自己的省辖市，和专署地区平级，而且不一定是省会。比如说柳州、苏州、无锡、重庆，就是不属于任何专署区的省辖市。要注意，当时有可能存在和省辖市名称相同的平行专署区，比如说有柳州市，同时也有柳州地区。有苏州市，也有苏州地区，有洛阳市，也有洛阳专署区。这些专署区的驻地可能是在同名的城市，但管辖的范围，是郊区之外的农业县。
这期间，因为偶尔高估了工业化速度，中国也尝试过让中心工商业城市，带动周边的农业县，强行合并。比如说1958年，广州吸收了从化、番禺和增城，武汉吸收了孝感和黄冈。但事实证明，当时的工业城市还带不动农业地区，所以60年代，大多数合并的县，又被分出去，继续让负责农业的专署区管理。只有北京、上海这些中央直辖市，在管理工商业的同时，也能带动比较多的农业县。
1982年，中央政府认为，城市已经有一定规模，可以和周围的农村合并发展，又开始推行地市合并，要求“专区”建设自己的中心工商业城市。或者是反过来，省辖市并入周围的农业县，形成新的地级市。经过接近20年的改革，除了少数边疆地区之外，大多数专署区，都变成了现在的地级市。
最典型的例子，是柳州地区的改革，原来的省辖柳州市，带着北部几个山区县，形成新的柳州地级市。原来的柳州专署区，搬到南面的来宾县，组成新的来宾地级市。
洛阳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切分，本来是洛阳专署区内部，嵌入和自己平级的洛阳市，加上一个县级的三门峡市。1986年，撤销洛阳专署区，洛阳市和三门峡市各带几个农业县，组成新的地级市。
到这些改革完成之后，地级市终于完全替代之前的府或者道，成为中国省以下的基本行政单位。
甚至台湾省也跟进了大陆的区划改革。国民党刚刚跑到台湾的时候，当地人口最多的台北市，人口也只有30多万。到了上世纪末，台湾省有5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当年的行政区已经不够用了。所以从2010年开始，台湾启动了五都改革，让几个大的城市直接吞并周边各县。比如说台中县跟台中市合并，台南县跟台南市合并。
现在台湾70%的人口，超过80%的GDP，都集中在几个所谓的“直辖市”。2021年蔡英文执政的时候，还想要进一步扩大“直辖市”范围，比如说新竹市跟新竹县合并，云林县、嘉义市和嘉义县三地合并。未来能不能完成改革，尚待观察。
从这些例子来看，在东亚地区，工业化期间的行政区划改革方向，都是先在府级农业地区中间拆分小型工商业城市，赋予县级权限，逐步升级到府级地位，和周围的农业地区平级。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就是让工商业城市轻装前进，独立制订适合现代产业的政策。
等到工商业城市充分发展之后，人口快速增长趋势也差不多结束了，人口开始下降的工业城市再和自己出身的农业地区合并，形成新的城乡综合体。中国从80年代开始的地市合并改革，现在回头看，也许有一些急躁的问题，但大方向是对的，所以能沿用到21世纪。现在韩国也跟上来了，证明中国的改革有合理性。
3月1日开始，尼日利亚政府推动“无现金支付”计划，第一步主要覆盖机场入口、停车场，司机必须使用电子预付卡或者电子支付。
结果很多司机因为没有办理电子卡，进不去机场，只能在门口排队，严重影响了机场运行。一直到现在，尼日利亚还没有消除局部电子支付改革带来的混乱。
督工，尼日利亚为什么要突然推行“无现金化支付”？
这不是尼日利亚政府第一次推行“无现金支付”。过去十几年，尼日利亚至少已经折腾过两次，每次都引发了混乱。
先说第一次。2013年的时候，国际油价全年平均，超过100美元，尼日利亚卖石油赚了大钱，超越南非成为非洲第一经济强国。当时的尼日利亚政府看来，自己可以直接学习美国，搞“无现金社会”。中央政府发布规定，鼓励使用信用卡和网上银行，大幅提高取现金的手续费。比如说个人账户一次取钱超过50万奈拉，要交2%手续费，公司取钱超过300万，手续费是3%。个人拿支票兑现金，金额不能超过15万奈拉。
第二年就是2014年，美国页岩油技术开始爆发，原油产量从每天120万桶提高到870万桶，直接打垮了长期油价，下半年油价掉到50多美元。跟委内瑞拉一样，尼日利亚当时90%的外汇都靠卖石油，外汇快速枯竭。2015年初，尼日利亚奈拉兑换美元，还是1比150。到了年底变成1比200。之后十年，尼日利亚奈拉继续快速贬值，2024年贬值超过50%。现在要1740奈拉才可以换1美元。
恶性通胀时代，普通人想要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尽快买成商品，或者是尽快换成外汇。尼日利亚政府想让大家少用现金，结果普通人不想要任何形式的本国货币。
随着金融信心崩溃，政权稳定性也开始出问题。2015年开始，尼日利亚全国各地都发生叛乱，一个叫“博科圣地”的极端组织，攻占了20多座城市，宣布独立建国，到现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还处于失控状态。政府发不出有购买力的工资，公务员不干活，“无现金”计划也就放弃了。
2017年，国际油价重新上涨，尼日利亚政府日子好过了点，又开始琢磨废除现金。这一次，尼日利亚有现成的老师，印度莫迪的“废钞令”。很多观众应该还记得，2016年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发行两种面值的新纸币，废止两种面值的旧纸币。这个政策，就是逼所有人把现金拿到银行过一遍，打击市面上的黑钱。跟“废钞令”同步，印度的银行也开始限制现金取款金额，莫迪宣布印度的目标就是“无现金社会”，希望印度人能改用电子支付。
2022年，尼日利亚央行也向印度、朝鲜以及俄罗斯学习，宣布现有货币三个月之后全面退出流通，更换新版货币。和印度相比，尼日利亚政府给的缓冲期长得多，自以为会更顺利。没想到，普通人对政府的货币政策毫无信心，不想要新货币，只想买东西。等到市面上的物资被抢光了，人民又开始换外汇。前面提到过，从2014年开始，尼日利亚的外汇就几乎枯竭，普通人只有到黑市交易。废钞政策宣布前，美元换奈拉还是1比700，很快就突破了1比1000。
普通人陷入恐慌，政府清理黑钱的目标也没实现。当地经济犯罪侦查机关发现，至少有3个州的州长为了洗白资产，通过中间公司给虚构员工发工资，找央行把旧钱换成了新钱。没过几个月，尼日利亚三个州政府把官司打到最高法，认为废钞令违法。尼日利亚最高法随后判决，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效。
从结果来看，政府和央行白忙活一场，带崩了货币汇率，暴露了央地矛盾，还搞得民怨沸腾。有新闻统计，“废钞令”给尼日利亚造成至少20万亿奈拉的损失，差不多200亿美元。一顿折腾下来，尼日利亚从非洲第一变成了第四，被南非、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超过。
尼日利亚政府两次“无现金化”改革都失败了，还造成严重后果，为什么还是要强推呢？
因为尼日利亚中央政府太弱势，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控制力。如果能压缩现金流通，就可以通过银行系统控制经济。
尼日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豪萨族差不多占了25%人口，约鲁巴族占20%，伊博族占了15%，还有13个较大民族加起来占35%，剩下两百多个小民族加起来占5%。其中16个较大民族的人口超过100万，但是最大的豪萨族人口也只有5000多万。
除了部族认同之外，还有严重的宗教认同问题。比如说北方的豪萨-富拉尼族，大多信伊斯兰教；西部的约鲁巴族，一半信基督教，一半信伊斯兰教。东部的伊博族，基本是基督徒，60年代闹独立，和政府军对抗了三年。尼日利亚北方，还有大量伊斯兰恐怖组织和土匪活动，占领了几十万平方公里领土。
睡前消息第578期节目，介绍过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一个人口2.2亿的国家，879万张选票，就能让新总统上台，所以政府的权威很弱。现在尼日利亚各大城市基本都有大型黑市，商业活动不交税，也不受政府监管。所以我完全理解尼日利亚政府推广电子支付的急切心态。
从印度莫迪的改革来看，“废钞令”确实有效果。根据统计，“废钞令”颁布以后，印度的电子支付用户数量翻了几倍，每天交易数量超过500万笔，交易额超过35亿美元，流量增长超过700%。
但是尼日利亚没有印度的条件。2016年的时候，印度经济处于上升期，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通胀率保持在5%以下。作为对比，尼日利亚最近刚刚走出疫情带来的负增长，GDP增速3%，通胀率20%。这种情况下，说服普通人相信政府，把现金变成银行里面的电子数据，几乎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两个国家的技术基础完全没有可比性。哪怕印度经常被看做亚洲地板，也不是非洲的天花板可以碰瓷的。实际上，印度下面，至少还有孟加拉和巴基斯坦，至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之类的国家，暂时就不提了。
具体到人口管理方面，印度还有很多亮点，对中国来说也值得学习。比如说，因为超越了户口辖区管理制度，印度的身份证号码不是有序编码，在保证不重复的同时，也避免了随便泄露个人隐私。
从2009年开始，印度在全国采集身份和生物识别信息，推广身份识别码。几乎所有印度人，都可以用统一的身份代码，开通银行账户和电子支付平台。2016年，印度又推出了统一支付接口，打通了几乎所有主流银行的账户，用户通过手机就可以即时支付。
所以莫迪宣布“废钞令”之后，虽然印度的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程度一般，但电子支付平台的替代功能已经很强，足够维持日常商品交易。对比印度，尼日利亚现在还有一半人没有银行账户，现在都做不到同一个银行内部即时转账。“废钞令”颁布的时候，当地银行系统过载，服务崩溃，进一步放大了恐慌情绪。
几次折腾下来，尼日利亚的电子支付已经进入了死循环。只要政府放出一点风声要搞“无现金社会”，民众就会恐慌，到银行去换钱。但银行新钱印得不够，民众只能先把钱存进去转账，结果银行系统直接瘫痪，进一步让人民确信，纸币才是唯一可靠的财富。
尼日利亚政府要打破这个死循环，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解决问题。首先，任何有效的交易工具，背后都代表金融信心。要让尼日利亚人相信本国货币，减少外币流通，政府必须承认现实，宁可一次贬值到位，也要提供真实且稳定的汇率，不要制造换汇套利空间。
另外尼日利亚政府应该明白，电子支付是一套复杂系统，需要足够的基础设施投入。尼日利亚有2亿多人口存量，每年的新出生人口和中国相当。如果硬件基础不达标，扫码做不到瞬间转账，就算给每个人都开通二维码，钱也流通不起来。
印度之前有几十年的欧美软件外包经验，和软硬件工程师储备，在全世界是数得着的。莫迪虽然给的换钞时间很短，但在公布决定之前，已经为电子支付做了七年的长期准备。按照尼日利亚的技术实力，实现电子支付起码也要定一个10年计划。在这之前，任何跑步进入“无现金社会”的想法，都是瞎折腾。
尼日利亚目前也有合适的合作对象，比如说当地央行的官方合作伙伴Paystack，提供了一半的在线交易服务。当年Paystack还在初创阶段，腾讯就出了一笔钱入股。现在尼日利亚如果想给未来的世界人口第三甚至第二大国提供无现金社会，最好的选择，是找现在的人口第一、第二大国合作，虚心合作，也分享足够的利润，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包括两个主题，韩国行政区划改革，道市合并，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已经完成的地市重组。尼日利亚推行无现金社会，想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重建现代支付体系，这就是我们十年前刚刚经历的生活变化。这说明，21世纪的中国不仅可以向世界输出商品，也能输出制度和生活方式。
但是，中国各行业、各领域的制度组合起来，相互之间如何融合，如何处理矛盾，如何做总体规划，以及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解释，这在国内还是很少有人严肃讨论的难题。所以，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外交协会，拿给外国人看的东西或者浮于表面，或者局限在一个领域，或者回避了核心逻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外宣机构就用所谓的传统文化凑数，当然很难让人信服。
这一类低水平宣传，抵消了中国的制造业优势，破坏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很多国家就算在事实上跟进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参考中国的经验，更不会因此邀请中国政府和企业合作。
所以，睡前消息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矛盾，再给出一个尽量简单的社会总体模型，让中国观众先看到具体矛盾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关系，从普通人的视角理解中国社会的优点和缺点，形成理性的自信，最终给全世界人民做一个先进的榜样。
感谢大家收看，1035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