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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1036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随着手机支付的普及，现金纸币的应用场合越来越少。
刚刚过去的春节，方大集团发年终奖的照片一度成为网络热搜，上成捆的百元大钞垒成了几米高的现金墙，背景的标语是“感谢集团厚爱”、“感谢董事局主席方威”。
在方大集团控股企业，比如方大炭素、方大特钢、东北制药，类似的场景已经持续了好多年，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2021年，刚刚走出舆论风口的海航集团被方大收购以后，也接受了方大的“现金墙”文化。今年1月24日，海航集团及旗下企业，给为5.32万员工发放了4.4亿元的红包。近十年来，方大集团累计给员工发放了近60亿元的现金红包。
督工，方大集团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要用纸币现金发奖金？
睡前消息节目第一次报道企业的“现金墙”，是第2019年第41期报道洛阳伊川的城商行。当时银行因为出现大额亏损，被储户挤兑，当地政府组织大量现金，安慰普通储户，避免了后来郑州的问题。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现金墙的主要用途是提供信心，证明企业有实力，有现金流，可以应付各种挑战。
方大集团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没什么名气，但是在企业界，有“国企猎手”的称号。方大集团的主要利润来自抄底收购亏损老国企，整顿之后产生真实利润，把股权放到资本市场上兑换资金，再去收购其他半死不活的国企。
地方干部引进外来资本，收购本地国企，最关心两个问题：
首先是这家资本是否有实力，会不会像正威集团那样，嘴上说着天文数字的投资，实际只拿了几千万首付，后续资金都指望银行，用企业的控制权去抵押贷款，等于用本地存款收购本地企业。
其次，地方干部最在意就业问题，或者说，他们害怕工人失业之后上访，影响自己的政绩。所以，干部担心外来资本收了本地企业，把优质的资产拿走，剩下的人发几个月工资就遣散，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就变成维稳群体。
只有获取地方干部的信任，破除地方干部对维稳压力的恐惧，方大集团才能打出自己的名声，在整个东北乃至全国连续收购亏损国企。所以方大集团选择每年都炫耀自己的现金墙，向地方干部证明自己有钱，向老国企的工人证明自己不仅有钱，还愿意发给工人。
从效果来看，方大集团的定向宣传做得不错。经过20多年的收购重组，方大集团控制了方大炭素、方大特钢、东北制药、中兴商业和海航控股5家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股权，可以快速换成现金，去收购新的国企。方大集团因此实现了快速扩张。按中国企业家协会的排名，2025年方大集团在中国排名第126，榜单上前后5名的企业，包括绿地集团、新华人寿、天能控股、首钢集团。
至于方大集团的创始人方威，连续多年占据东三省首富的位置。2025年，方威的个人资产从405亿增加到525亿。熟悉东三省经济秩序的人都知道，在东北当富豪不难，难的是一直发财，不去坐牢。我们整理了方威过去几十年的公开信息，发现他的履历比大多数东北富豪还要传奇。
方威1973年生于沈阳，应该是90年代初参加高考。根据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公示信息，方威在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高中毕业，不是什么重点名校。至于大学，所有信息一律空白，很可能没有高等教育经历。
1994年， 21岁的方威车成为万达商贸中心总经理。虽然当年的万达集团还不是后来的全国知名企业，但这依然是一个用常理无法解释的职业起点。
至于说方威在工资之外的第一笔资产，大多数说法都指向铁矿。90年代，方威在沈阳、抚顺做废钢铁生意，90年代末抚顺某钢厂拖欠大额货款，无力偿还，用一座半废弃铁矿抵债。几年后铁矿价格暴涨，方威因此跨越阶级，从高级职员变成了资本家。
这个故事背后有多少内情我不知道，但经济逻辑是说得通的。我老家在河北承德，距离全世界最大的钢铁中心唐山只有一二百公里。从1958年大炼钢铁时代开始，承德山区就发现了很多铁矿，但是品位太低，运到钢铁厂的价格不一定覆盖运费。所以，经历过三四次开采，基本没人赚到钱。到90年代前期，大多数本地铁矿的价格都近乎于0，还不如地面上的果树值钱。
90年代末，因为中国基建和出口同时爆发，唐山计算钢铁产量的单位迅速从百万吨爆发到千万吨，再提高到一亿吨。这时候，近处的铁矿就算品位低，也有开采价值。扣除运费之后，矿石价格从负数跳到正数的一瞬间，很多铁矿的价值也从0跳到几千万或者几亿，让很多人成为富豪。
从我身边的案例来看。这些铁矿富豪，有的确实是政商两界都有关系，但也有不少人是纯粹幸运，在90年代以低廉价格拿到了铁矿开采权。方威属于哪一种人，或者是不是真的靠铁矿起家，我目前无法判断。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2000年这个时间点，方威有了起家的资金。
2002年，方威收购当时多年亏损的抚顺炭素厂，成立了鑫仁实业公司，很快扭亏为盈，成为他后来国企收购生意的起点。此后，方威陆续收购了成都、合肥几家炭素企业，与抚顺的上游企业相互整合。2004年，鑫仁实业公司改名辽宁方大集团。2006年，方大集团收购重组了上市企业兰州海龙新材料，实现借壳上市，拿到了方便的融资渠道。
从早年经历来看，方威可能有一些背景，但上限是区县级别的地方关系网。他能快速控制一家盈利的上市公司，核心原因还是他在碳素和钢铁行业掌握了核心信息，尤其理解行业内的国企为什么亏损，所以能把亏损资产组合起来，变成赚钱的产业链。
方威收购兰州的上市公司的时候，甘肃的省委书记是苏荣。2007年，苏荣成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方威拜见苏荣，希望方大集团能派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轮训，苏荣的批复是：“好事可办”。
2007年底，苏荣调到江西，当了六年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方大集团在江西连连续拿到大项目，收购南昌钢铁、萍乡钢铁、九江钢铁，基本上都做到了扭亏为盈。方威的资产开始触及百亿级别。
2014年，苏荣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倒台了，后来因为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请静静帮我读一段人民网转载的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记录：
此前有媒体报道，从2006年开始，方威的方大系并购重组当地国企和投资矿产资源的轨迹，与苏荣的为官履历如影相随。
2006年，方威在甘肃并购兰州海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将其更名为方大炭素，苏荣时任甘肃省委书记。2009年，方大集团收购南昌钢铁有限公司，被称为江西国企改制的“典范”。2012年，方大集团再次入主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江西钢铁产业三大支柱——南昌钢铁、新余钢铁和萍钢股份——中的两家收入囊中。这两次收购均发生在苏荣主政江西期间。
今年（2014年）5月，正当方大集团向新余钢铁展开收购攻势时，江西钢铁行业重组的主要推手——省国资委原主任李天鸥突然被带走调查，方大并购的步伐也随之被打乱，迫使后者不得不就此收手，宣布放弃收购。
公开资料显示，李天鸥担任江西省国资委主任的时间是2007年至2013年，这也正是苏荣主政江西的6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江西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李天鸥推动的很多国企改制项目，都与苏荣和他的家人存在交集。
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方大集团收购南昌钢铁公司。请静静再读一下2015年的新华网社论《卖官鬻爵 巧取豪夺 误党毁业——苏荣案件警示录》：
2009年8月，时任省冶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屠某，对苏荣力主的某集团收购南昌某钢铁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苏荣在省委常委会已通过屠某任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情况下，违规搁置了屠某的任职。苏荣有一句口头禅：“叫纪委查你!”经常用来恐吓震慑不听话的人。许多干部反映，正是苏荣的这种做派，给了亲属和身边人底气，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风的胆气
2009年，某集团董事局主席方某为参与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通过于丽芳等人请苏荣给予帮助。苏荣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或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该集团低价收购，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这还不是方威和方大集团受到的最严厉批判。同样是2014年，方威因涉嫌违法违纪，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016年，方威又进入辽宁人大贿选案的涉案名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确定辽宁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其中包括方威。从2014年6月到2017年3月，方威完全离开公共舆论场，方大集团也几乎停止了收购行动。
但是，方威最终平安落地，而且从2017年开始，重新公开收购企业，只是改变了经营方向。为了方便叙事，可以把2014年之前的方大集团，称为“方大1.0”，2017年之后的方大，称为“方大2.0”。
在“1.0”时代，方大集团的经营重点是炭素、钢铁、化工等传统资源类行业，盈利手段是收购长期亏损的地方中小型国企，虽然不一定是贱价倒卖国有资产，但还是高度依赖政商关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黄张凯曾在“方大1.0”时代研究方大并购经验，他认为方大依赖两个关键的“杠杆”，一是非完全市场化的协议收购，低成本拿下优质国企资产；二是非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行政力量介入，凭借政府关系，完成“蛇吞象”模式收购。可能是因为对政府关系高度自信 ，这个阶段的方大，收购企业都会改成方大的名号，一眼就能看出是方大集团的企业，是方威的资产。
到了“方大2.0”时代，方大集团的业务发展到炭素钢铁之外，而且更依赖市场力量，比如说逐步购买股票，或者借助司法程序收购。新收购的企业也不改名了，往往保持原来的名字，低调扩张。
比如说，2018年，方大集团在二级市场不断买入东北制药股份，实控了这家1946年成立的老牌国企。2019年4月，方大又拿下中兴商业29%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同一年，沈阳矿山机械集团和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合并组建的北方重工也被方大实控。2021年12月，方大集团花了410亿，击败复星集团、均瑶集团，取得了海航集团航空板块控制权，五大板块基本成型。2023年，方大炭素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进军全球资本市场。
方大集团也许用低价了收购很多资产，但国企被方大收购之后，短期内就能盈利，而且能长期盈利？之后都能扭亏为盈？方大集团成功有哪些关键因素？
目前来看，方大集团坚持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国企只要像个企业，赚钱并不难。
这里我要提供一点背景信息，上一代人经常提到的“企业办社会”，以及“国企高福利”，大多数印象并不是来自1976年之前的毛泽东时代，而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特色。
在此之前，只有一些被强制搬迁到西部山区的三线企业，因为远离城市，被迫全面建设企业小社会；大多数集中在原有城市的老国企，往往只是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额外的福利并不多。尤其是国企接班制度，优先选拔本厂员工后代进厂，还给无业的家属安排工作，这很大程度上也是80年代初才爆发的新问题。
所以，在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企的负担快速增加，同时在人事上近亲繁殖，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
对于东北老国企来说，90年代末的破产大下岗，用痛苦的方式清理了一批内部负担，紧接着在2003年到2012年的“振兴东北”战略期间，又有一波回潮。到了2013年之后，东北国企终于顶不住了，不是破产就是停产，主动要求“混和所有制改革”，也就是被收购。
从公开信息来看，方大集团接手国企之后，做了一些并不复杂的改造。
首先是坚决搞效益中心制，重建考核机制，保证一线员工拿到钱。前面提到的年底现金墙宣传，就是给一线工人发红包的程序。
其次，方大集团既不信任原来国企的团队，一般也不会轻易从外面挖知名经理人，而是自己培训管理团队，全面接管被收购的国企，把财务和行政权力都拿过来。
第三，没有效益，就坚决换人，不找借口。比如说今年2月，方大集团起家的核心企业方大炭素进行了一波密集的人事调整，总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都换人。起因是2025年，方大炭素全年净利润减少了一半，连续第4年下滑。公开信息显示，现在确实是炭素市场的内卷周期，企业负责人完全可以为此辩护。但方威不听辩护，直接换人。如果换人无效，可能就要卖掉企业了。
这些改造方式并不复杂，甚至都不一定谈得上科学。但是，对于积累了几十年内部矛盾的老国企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改造，类似于40岁的胖子被强迫节食、干体力活，立刻产生了正面效果。
用方大集团自己的话来说： “困境国企最缺机制、最缺激励、最缺执行” 。很多资源得天独厚的老国企，只要引入一点现代企业制度——或者不说“现代”，只说引入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就能快速扭亏为盈。
再举个例子，方大集团2017年收购东北制药。收购之前，每年营业收入58.6 亿，净利润：1.1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往往只有几千万。利润率在1%到2%之间，远低于医药行业10%到20%的利润水平。
方大集团检查东北制药内部成本发现，管理费用8.2 亿，销售费用14.3 亿，财务费用2.1 亿，合计占了42%的收入。方大改造几年之后，把中层管理机构从30多个压缩到10个，层级从12级变成4级。三项内部成本比例从42%掉到了25%，虽然不是很理想，但立刻就有明显利润了。
此外，采购方面，原来的供应商不敢说有什么问题，但是采购价普遍比市场高15%。方威自己来抓采购，动不动就威胁送人坐牢，把采购成本压回了正常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东北制药每年盈利4亿，不算很高，但是一线员工收入至少增加了50%，所以地方官员欢迎方大集团来接管企业。
方大集团这套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案，不仅在东北有效。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方大集团对四川达州钢铁厂的改造经验：
加入方大集团后，方大达钢组建专项工作组，半年内梳理、修订、完善管理制度近300项，覆盖生产、成本、安全、环保、采购、销售等全业务链条：
生产环节，《工序质量管控细则》为每道工序设置“质量红线”，指标偏差时系统自动预警并追溯责任；
成本环节，推行“日核算、周分析、月总结”机制，将吨钢成本分解至每个岗位，让员工清晰知晓“自己岗位每天能为企业创造多少价值”；
方大集团的改造，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所谓质量红线、成本分解，都是过去国企时代就反复强调的问题。就是钢铁行业内部，70年代学鞍山钢铁厂，90年代学邯郸钢铁厂，翻来覆去，无非就是在成熟的行业内部做责任拆分，明确每个人的职责。但是，在方大集团收购之前，达州钢厂或者其他老国企，做不到给自己做手术，所以长期亏损，只能被收购。
从方大集团这十几年的成功经验来看，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核心问题并不是政府官员的公开腐败，而是能否允许外来投资改造原有的生产秩序。东北和其他地方的老国企，在80年代的好日子和21世纪初的“振兴东北”时期，以计划经济的名义，滥用人事权利，分发福利；同时，又以市场经济的名义，拒绝政府机构监督，把资产折旧带来的现金流，都分给内部管理集团。这种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畸形生态位，才是老国企亏损的核心问题。
到了风口过去，上一代的技术资产彻底过时，老国企管理集团只能给员工发低工资，大量雇佣更廉价的外包人员干活，同时继续找政府要资金，要政策，借口是自己承担了社会责任。面对这种难题，最优秀的地方官员可以给国企做手术，砍掉利益集团，保证员工收入，也保证国有资本的利润。但是大多数官员没有企业管理能力，也不愿意承受这种责任。如果他们还想做点事情，最好的选择，就是让外来资本接管国企，替自己当“坏人”，去改造国企秩序。
方威就是地方官员找来的“坏人”。也许他和某些官员有利益绑定，也许他利用政商关系压低了收购价格。但只要他能坚定地开除一批管理集团，让企业稍微有点正常企业的样子，往往老国企就真的活过来了。地方政府拿到了税收，干活的基层员工拿到正常工资，方大集团拿到了有价值的股权，三方面都赢。这也许是方威没有和苏荣一起倒台的核心原因。
到了2026年，房地产彻底退潮，土地财政时代一去不复返。地方官员也知道，未来花钱，还是要靠税收和地方国资的股权分红。很多地方政府，手上没有实体企业，只有一些倒过来要政府补贴的老国企。对于这些地方的官员来说，方威和方大集团是发工资和保就业的唯一指望。
方威在21世纪初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媒体后来反复引用——“方大是党和政府的企业，我老了干不动时，会把企业交给党和政府”。无论这句话是不是真心发言，眼下地方政府确实需要方大集团。
从这些信息看，方大集团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中国资本的运营效率，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早期对政商关系的依赖，接下来会一帆风顺吗？
不好说，因为它的管理经验，最适合的领域，是成熟产业的老牌国企，越界投资很容易吃亏。
在成熟产业，整个产业链已经运行了几十年，每个工序都有单独的外包市场，形成了稳定的市场报价。所以企业很容易就能拆分成本，一直拆到具体的岗位，谁多花了钱就开除。在核算成本方面，方大集团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借助地方官员的支持，敢于对老国企动大手术。
但还有很多企业，市场和技术变化很快，在每个环节都形成稳定的成本核算之前，市场环境已经又变了。企业如果想赚钱，最重要的不是压缩现有成本，而是及时创新，获取用户认可。这就不是方大集团擅长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领域，资产和企业品牌，都有比较高的溢价。方大集团上门收购的时候，不能利用地方官员的甩包袱心态，做超低价收购。所以，就算企业能赚钱，也必须考虑收购过程的财务成本，综合算下来，未必有利润。
方大集团近期最大的收购，是2021年底吞并中国第四大航空企业——海南航空集团。目前据称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但从纯生意的角度来看，很难说方大占了便宜。
海航的发家史，比方大集团还要神奇。1989年海航公司注册，1993年正式开航，第一架飞机是租来的，租金是银行贷款，贷款的抵押是海南省财政拨的1000万启动资金。
海航靠这租来的一架飞机和民航经营许可证，三个月募集了2.5亿资本，随后拿这2.5亿作信用担保，再向银行贷6个亿，以50%的首付买下4架飞机。飞机到手，海航再抵押给银行贷款，就连飞机未来三年的收益权，也被海航用3.5亿卖给了银行，进一步放大杠杆。通过杠杆套杠杆的操作，海航在十年内就拥有了200多架飞机。
2008年后，海航转向房地产，在风口上赚了不少钱，开始全球布局。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海航抄底收购了土耳其的一家飞机维修公司和货运航空。2015到2017年，海航砸了500亿美元，进行了80多笔跨国并购，收购希尔顿酒店，也收购德意志银行，在纽约买办公楼，也去瑞士买航空配餐公司。到最后清算的时候，海航资产是1.2万亿。
2017年，海航每天就要支付一两亿人民币的利息，资金链断裂。2018年开始，海航管理层经常莫名其妙就消失，剩下的人只能甩卖资产混日子。2021年，海航集团申请破产重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
方大收购海航后，砍掉了83%与航空无关的副业，重新规划了海航的核心航线，优化了机队机型。随后，以制造业的经验分解成本，在每个环节省钱。现在海航在经营层面，已经有账面利润了，但在金融层面很难说是不是赚钱。
方大集团为了收购海航的控股权，投入410亿。当时全球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反而从第一阶段的疫情中复苏，有额外的增长，海航资产看起来有前途。但接下来两年，中国的封城不断加码，而且完全没有标准和预期，航空收入快速下降。为了保证海航运营，方大集团又扔进去100多亿，到2024年中国经济完全走出疫情的时候，方大集团已经在海航公司花了520多亿。
海航集团破产，不是个纯粹的市场行为。方大集团收购海航，也不是纯市场行为。很可能是政府方面认为方大公司擅长抄底国企，把亏损的资产变成赚钱，最起码也能保证员工就业，这才鼓励方大集团接手。收购海航的几百亿资金，大多数来自贷款，这肯定需要政府方面的协调和支持。但无论如何，方大集团还是个企业，必须用财务数据来评价业绩。现在海航控股总市值630多亿，方大集团占四五成股权，价值270亿，很难说自己赚到了。
所以，方大集团以后如果量力而行，继续寻找管理不善的国资负资产，上门提供简单粗暴的改造，应该还有上升空间。但如果方大集团被赋予过多的任务，被迫收购高定价资产，承诺夸张的盈利数据，这套来自传统制造业的企业改造方案，很可能会在某个复杂产业翻车。
方威1973年出生，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东北国企体系还维持着完整的社会生态。等到他收购海航的时候，“投资不过山海关”和“东北振兴”都已经是历史名词了。对于这样一个经历过三四个时代的商人，道德评判意义不大，因为企业层面的道德标准，已经跟着时代变了好几次了。请静静帮我读一段中国人大网2009年的官方社论：《废除投机倒把，立法进入质量时代》：
1979年7月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设立了“投机倒把罪”，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发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了大约11种“投机倒把”行为，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新刑法取消了“投机倒把罪”。
1999年3月16日、2001年8月23日和31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3次以答复的形式宣布“暂行条例”仍可适用，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决定废止“暂行条例”
……到2009年8月24日，虽然历史不过是摆了个尾巴，时间却已过去了20年。在这大约五分之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人生里，历史的轨迹勾勒出多少人生的曲折，一个法律术语的兴废又彰显了多少生命的悲喜，时代的悸动。
放下道德问题，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发现，方大集团几乎不从外部引入管理资源。方威本人每次做公开讲话，除了政治表态之外，最常说的话就是“避免跑冒滴漏”，和我熟悉的有能力的老国企领导人讲话非常相似。
但除了海航之外，他几乎每次收购都能赚钱，至少把亏损企业拉回正常经营状态。这说明，方威本人的绝对水平并不重要，方大集团和老国企之间的相对落差，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东北老国企的管理层继续滥用权力，继续在市场和计划之间两头捞好处，继续压低工资，浪费东北工人的劳动，同时凭借国企的身份坚决不破产，方大集团就有赚钱的机会。
方威的这个定位，让我想起了他的东北老乡张雪峰。张雪峰的社会定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为了自己和背后资本的利润奋斗终生。但是，因为因为很多大学拿着国家拨款，不能提供市场需要的教育产品，甚至拒绝公开自己的真实就业数据，张雪峰得到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在赚大钱的同时，张雪峰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教育产业进步，所以得到了普通人的尊敬。
让张雪峰直接去做大学校长，他未必能办好。但如果张雪峰能多活几十年，持续调查各大学的教学水平和就业数据，中国教育质量肯定会有更多的改善。在2026年的中国，方威和方大集团也占了类似的生态位。既然东北国企对不起东北人民，那就只能让方大集团来当“坏人”，给东北工人多发一点工资。
感谢大家收看，1036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