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2年10月23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01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9月28日,超过700万粉丝的网红辛吉飞注销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他在8月份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走红,到处用“科技与狠活”来解释市场上出售的各种饮食。一个月后,因为引发的争议太大,辛吉飞自己退出了抖音,转到微博发视频,影响力远不如从前,督工你怎么看待辛吉飞制作的食品安全内容?
辛吉飞的节目,基本套路就是利用观众对食品工业的陌生感营销恐慌。但他从刚获得影响力的时候开始,就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敢利用擦边球表演来传达信息。比如说辛吉飞在尝试了某种食品制作方法之后,基本不会直接宣布是否有安全问题,而是在节目结尾宣布自己肚子疼要去厕所,暗示观众这对身体有害。
可以说,辛吉飞是一个想搞事又怕惹事的媒体人,心里最清楚自己的节目缺乏严格的逻辑和量化证据,经不起正面的舆论对抗,更经不起法律审核,所以事情闹大了之后要换个平台。
比如说,辛吉飞拿来制造媒体效果的常见梗是“卡拉胶”,凡是加了卡拉胶的食品,都被暗示造假且影响健康。但如果辛吉飞用“卡拉胶”的其他名字来做节目,肯定是做不出效果的。因为卡拉胶又被称为角叉菜胶、鹿角藻胶、爱尔兰苔菜胶,一听就是海藻熬出来的胶体,天然产物,安全又环保。
从化学的角度看,卡拉胶和琼脂一样都是多糖,区别不大。中国传统食品非常喜欢大量用琼脂改善口感,提升视觉形象。比如说清朝宫廷点心豌豆黄,就是琼脂大量加糖做出来的,按照辛吉飞的的标准,中国人几千年来就是“科技狠活”养大的。
辛吉飞转到微博战场之后,最近正在质疑俄罗斯巧克力的真实性,核心论据就是“俄罗斯本土不产可可豆”。
但是,自从阿兹特克人发现可可豆好吃且有兴奋剂效果,上千年来,可可豆的产地就见不到巧克力。直到1847年,英国资本和荷兰技术结合,把融化的可可脂重新掺入磨碎的可可粉,才制作了第一块固体巧克力,形成了当代巧克力概念。具体的细节,观众可以看我去年制作的“万物由来-巧克力”特辑。
总之,现代人一般概念中的巧克力,完全是工业技术的产物,和产地关系不大。直到今天,非洲种可可的国家,也基本没有巧克力消费。辛吉飞用原产地为理由,质疑俄罗斯巧克力的真实性,直接暴露了自己的论证逻辑,就是只有自家生产的东西才安全,外面来的一律不可信。
辛吉飞绕开了核心事实,为什么还能打动这么多的观众?
因为人类对未知的东西有天然的恐惧心理,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商业化的食品供应方式,背后的运行逻辑距离普通人生活太远,如果加上刻意处理的描述方式,很容易激发恐惧感。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卡拉胶,辛吉飞绝对不会说这是“海藻胶”。
反过来说,手工业、小农场、家庭制作食品,从土壤到饭桌的流程貌似简单,可以在几分钟的视频里让人看明白,也能通过乡村怀旧感和观众共情,所以能降低门槛,让观众相信这是又安全又好吃的东西。
但对我这个中年来说,辛吉飞这些人的媒体技巧没有任何新鲜感,读小学的时候就见多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刚刚开始从家庭自制转向市场供应,当时就有数不清的江湖传言和乡土神话影响普通人的餐桌。
473期,我分析翟山鹰事件的时候就说,他这套骗术看似新鲜,实际上是几千年来封建家奴招摇撞骗的传统套路,拿到网络时代对年轻人再用一次。现在辛吉飞讲的这些段子,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也基本都有对应的线下段子。
睡前消息的观众应该也有不少我的同龄人,应该能想起父母揪着耳朵说外面卖的东西不能吃的经历。什么敌敌畏泡香肠、硫磺熏馒头,那都不算事,恶心人的传言可能会说臭豆腐是用粪水泡出来的。
现在辛吉飞学着刘怂暗示“三花淡奶”有问题,当时很多人到饭店看到浓汤比家里的更白,也会说一定是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辛吉飞攻击卡拉胶,当年小孩子要买果冻,父母也说里面有奇怪的胶,吃了对肠胃不好。甚至口香糖都会被认为容易粘住肠道,万一不小心吞下去会死人。
这里我再顺便说一下和辛吉飞同生态位的媒体概念 ——“三花淡奶”,指责批判饭店和食品厂用加奶的方式造假,在视觉上伪造浓汤效果。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知道家里熬汤,也经常会直接加奶改变汤色。毕竟食品的颜色和形态的确能间接影响口感。在汤里加奶,并不比在咖啡上拉花更奇怪,和山西人把馒头做成“花馍”是同一套逻辑。所以我对辛吉飞、刘怂他们的批判无动于衷
中学化学有个概念是“乳化”,就是把液体变成牛奶一样的乳浊液,利用液体里面单独悬浮的小液滴制造不透明效果。鸡蛋之类的食材也能乳化清汤,比如说常见的色拉酱就是蛋黄制作的乳化产品。一般来说,纯粹熬出来的白色浓汤,无非是让油脂乳化悬浮,阻止光线直接通过,并不比清汤多什么营养,也并不能增加纯粹的味觉。但是因为人类心理上比较期待汤水多吸收一点食材的精华,所以看到白汤就觉得更好喝。
所谓“三花淡奶”,是一种淡炼乳,或者说脱水牛奶,比传统的炼乳糖分少一些。“三花淡奶”加到汤里,不制造任何化学变化,就是利用牛奶液滴的白色制造浓稠感。自古以来,中国厨师就用鸡蛋和奶制品调制乳浊液,协助熬汤。可以说“三花淡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仅仅因为“三花淡奶”是工业品,就暗示它加到汤里伤身体,那纯粹是利用信息差制造玄学恐惧。把我们父母当年相信的江湖传言重新捡起来了。
不过,也不能说我们父母当年的担心完全没有道理。当时食品匮乏,很多有潜在问题的食材都要充分利用。尤其是脂肪、蛋白质这一类高价值食品,要用非常夸张的方式避免腐烂,避免浪费,用的亚硝酸盐超量几十倍也不奇怪。而几十年前食品安全制度刚刚起步,往往只是在发生重大事故之后才出手,基本没有日常监管。所以我们父母一代不太信任市场上供应的食品,事出有因。
举个例子,猪肉绦虫是非常危险的寄生虫,可能进入人类大脑导致死亡,或者进入眼球导致失明。寄生猪肉绦虫的肉叫米猪肉,很难通过正常的加工流程消灭危险,现在标准的流程是直接丢弃。
但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太缺蛋白质了,所以会把米猪肉做成高温肉,也就是高压锅长时间蒸煮之后再出售。这样的肉比正常肉便宜,而且需要的肉票少。
高压锅的温度并不足以完全灭杀猪肉绦虫,但在肉类匮乏的年代,总有人买来吃。还有一些餐饮业人员买了高温肉,悄悄拿到国营餐厅的库房,换成安全的肉自己吃,把米猪肉留给顾客。至于加烧碱炖烂母猪肉,加大量的调料掩盖过期肉,这些做法在农业时代,在早期工业时代都是常见做法,我们的父母也都听过见过。只是当时这种事或者是各家自己干,或者是公立机构的职员给自己谋一点小福利,不会集中起来大规模操作。
到了80年代,私营经济开始发展,这些老板不仅继承了之前的各种食品处理技巧,还能通过大规模应用这些技巧发财。这必然意味着商业化供应的食品缺乏可信度。在我们的父母一代看来,任何自己看不到加工流程的食品都不能相信质量,任何没有亲眼看到原材料的食品都可能是造假的。比如说包子、香肠这类食品,需要绞碎完整的肉块才能制作,我们的父母会默认里面有瘟猪肉、秘密猪肉。只要有时间,他们更愿意到乡下去买熟人自家杀的猪,花半天功夫剁肉馅。
当时的食品监管机制不完善,如果有人注意过当时的包装盒,大多数没有配料表,少数有配料表,也往往只标明“面粉、猪肉、盐”一类主材,忽略添加剂。在这个大背景下,少数老老实实写上全部配料的企业反而要吃亏。一度连味精、糖精都是被平民排斥的调味品,像安赛蜜、阿斯巴甜之类看不懂的名字更是会直接打击产品销量。
所以,当时的产品越工业化,距离普通人越远,引发的担心就越严重。传统的午餐肉罐头好歹还能看到肉质纤维,似乎可以用肉眼鉴定一下。而火腿肠几乎看不出肉的样子,显然不可信。果冻做的晶莹剔透,完全不像传统的豌豆黄,多半有令人担心的的化学物质。至于那些放上几年都不会腐烂的食品,更是激发了各种关于有毒防腐剂的传言。客观上,这些民间段子和辛吉飞的视频有类似效果,都是打击了相对规范化的食品企业,给那些用“传统”和“手工业”包装自己的企业制造了市场空间。
我当时也相信很多关于食品的江湖传言,也在一些小食品厂和后厨见过当时的卫生标准,能理解父母的担心。但是,如果和各家各户自制食品相比,和手工业和传统生产模式相比,这些小食品厂的质量波动和消毒工艺还是在进步的。
毛主席小时候见过湖南的传统酱油作坊,之后终身不吃土酱油。前几年很多人在家里自制葡萄酒,现在各地农村也有不少人偷偷搭建“土烧锅”酿酒。但哪怕是工艺最落后的地方小酒厂,在甲醇控制方面,也比这些手工酒要强很多倍。崔永元还在风头上的时候,很多人对转基因产品抱有恐惧心理,去乡下买小油坊的土榨油,结果吃了过量的黄曲霉素,影响了全国的肝癌发病率。至于说自家做腌菜亚硝酸盐中毒死亡的问题,每个县隔几年就会出一次,几乎都没资格上省级媒体的新闻。
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人类基于本能判断食品安全的方式太低级。中国人过去说“眼不见为净”,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古代饭店的卫生水平很差,如果真去看了后厨,可能根本吃不下东西。二是就算有人在意食品安全问题,也只能用眼睛去鉴定,盯着食品生产流程。
但现代人需要的食品安全,是远远超出肉眼鉴定水平的。比如说传统蔬菜种植大量使用粪肥,而传统中国种植业的高温堆肥普及率并不高,大多数粪肥都带有寄生虫卵。所以越是纯天然、无农药、无化肥的蔬菜,越是容易让人生病。用眼睛去看,我们只能看到蔬菜的颜色很绿,用水冲洗过没有可见的灰尘,农民在小农场上手工业劳动的场景很让人安心,真实情况怎样,完全靠运气。
古代人倒也不太在意运气坏,因为当时人均预期寿命低,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且也不会太在意晚年生活质量,都习惯了带着一身病度过下半生。所以,能用清水把食物冲洗干净,已经是很高的安全标准了。现代人如果希望自己30岁之后还有健康的身体,最好不要太崇拜传统。
辛吉飞讲的段子可能缺乏科学性,但现在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也的确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如果中国人希望吃到更安全的食品,还能做点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把辛吉飞扭曲的话题转回来。辛吉飞这些视频,最大的问题是重点攻击生产工艺。但现代食品的危害,重点并不是生产工艺本身,而是企业故意破坏成熟的生产工艺。
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问题,从结果来看当然是中国食品工业和监管体制的耻辱,但从具体原因来看,根源是分散养殖的小农户在原料上造假,后续的生产工艺反而没问题。如果担心工厂产品包含三聚氰胺,直接跳过工厂去农户家里买,也很可能同样碰到三聚氰胺,因为农户不会单独为零散用户准备一套容器。而且农户直接供应鲜奶,包含病菌的概率很高,威胁远远大于三聚氰胺。
19世纪人类发明奶粉,就是因为鲜牛奶污染概率大,威胁了婴儿的生命安全,才要脱水储藏牛奶。这和罐头食品一样,也许看起来不如最新鲜的食材,但平均安全水平肯定是明显提高的。不能因为奶粉可能出质量问题,就攻击整个现代奶业的工艺流程。
所以,如果我们担心食品安全,最核心的要点,就是督促食品监管部门监管食品厂,检查他们是否严格落实了成熟的生产工艺。
但是,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完全靠政府抽查监管,企业可能还是会有侥幸心理。尤其是中间处理流程,最简单的工业化食品也包含几十个环节,食药监局的工程师不可能全程跟进。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监管部门只能是对最终产品做简单检测,看看是不是有毒性,是不是细菌含量超标。这样检测出来的食品,也许出厂基本指标没问题,但长期来看会产生大面积的破坏。还是以三聚氰胺事件做例子,三鹿奶粉接受了蛋白质检测、亚硝酸盐检测,抗生素残留检测,全部合格,但是因为源头生产工艺有问题,长期服用会导致婴儿肾结石,这才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问题。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企业自律,而企业自律的唯一动力,就是破坏标准工艺会赔钱,赔很多钱。
现在中国消费者并没有能力让企业赔很多钱,如果某人买到了不合格的食品,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但他只能就自己的损失要求赔偿。而一般来说,一包食品不会造成太严重的损害,所以普通人往往没有动力去纠结这种小事,最多找具体出售的店铺要几倍补偿就算了,这对企业来说完全是可以容忍的损失,生产厂家可能会抱着侥幸心理继续违规生产。
要是普通人为了多拿赔偿,超额购买食品,超过了一个家庭消费的限度,法院可能会判普通人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普通消费行为,不能按照购买数量等比例获得赔偿。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中国的法律并不支持职业打假团伙,也不支持“刁民”去折磨违规企业。
不靠职业打假人,我们也可以建立更合理的法律工具去吓唬违规企业。这里我要回顾一下2020年的第91期节目,那一期我们分析了苹果公司违规降低旧型号性能的赔偿案。美国境内对应型号苹果用户可以分享几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而中国用户一分钱都拿不到。当时我分析原因,是美国的集体诉讼制度比我们更先进,更合理。
苹果公司作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代表,不存在良心发现的问题,我们在和平年代要让它讲一点道理,必须要用法律手段逼它到悬崖边上。
不过,中国用户要团结起来,法律上还是有点麻烦,因为中美法律对集体诉讼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代表身份问题。
中国如果有人站出来,说我代表用户起诉,必须要得到其他当事人的明确授权,或者由人民法院与多数人一方商定,才能拿到代表身份。如果用户很多,或者法院不主动出手,这个代表授权注定是拿不到的。
美国这边,在有证据的前提下,代表身份可以自封,只要没有足够多的用户站出来反对你的代表身份,你就可以代表用户去和大公司打官司。
另外,诉讼人的身份问题也很麻烦。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权利登记程序,也就是把不确定起诉人数转化为确定人数的程序。每个要拿赔偿的人,都必须向法院登记,最终把群体成员人数确定下来。就算你买了苹果手机,如果法院公告期没有明确表示参加诉讼,也不会被列进诉讼人名单。
加入美国集体诉讼的方式正好相反,只要你买了苹果手机,在法院公告期间没有明确表示退出诉讼,就被视为参加诉讼,胜诉之后也赔偿。
很显然,美国法律体系下,用户更容易组织起来对付大企业。2012年的天线门事件,因为17个用户向苹果发起集体诉讼,苹果最终给每个美国用户赔偿了15美元,总额超过2亿美元。
第50期睡前消息我用华为举了一个例子,大公司只要充分利用程序漏洞拖时间,自然就能毁掉普通人的生路。这一次苹果公司就把官司拖了3年,如果换到中国,估计发起诉讼的用户早就自己解散了,毕竟一台苹果手机也就几千块。
在美国,维权代表既不用担心自己浪费精力,也不用担心自己掏不起律师费。因为根据前面提到的原则,用户不声明退出,就算作诉讼的一部分,所以几百万几千万用户利益受损,潜在的赔偿金会非常庞大。
同时,美国还有一个规定,在集体维权诉讼案件中实行“胜诉酬金”制度,允许律师只在胜诉的情况下才收取报酬,当然报酬比平时要高,往往可以达到总赔偿款的三分之一。很多律师因此愿意冒风险来帮普通人打官司。最后,最初发起诉讼的用户代表,可以多拿一些赔偿费。这次苹果赔偿案,最初站出来起诉的那批用户拿3500美元,是普通用户的100多倍,所以他们也愿意拿出时间和精力,帮其他人维护公平。
后来第223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洋债券欺诈事件的处理进度,认为这反映了中国集体诉讼制度的进步。
在五洋债券案之前,投资人很难联合起来要求赔偿,所以诈骗机构往往会采取拖延战略,拖到投资人自己愿意妥协。但在五洋债券案的审理中,法院允许接近500个投资人共同起诉,由同一组代理律师索赔,问题一下就简化了。
和手机市场或者投资市场比,食品市场更需要集体诉讼制度,因为每一单的数额更小,用户更分散。如果不允许少数人做“刁民”,不允许维权代表拿到更多的钱补偿自己的损失,企业的侥幸心理就不会消失。
如果中国有合理的集体诉讼制度,辛吉飞也许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挖掘技术细节的能力,给维权律师团当助手,至少也可以当一个优秀的维权代表,自然而然就站着把钱赚了。现在辛吉飞和我一样,只能靠媒体这个穷行业吃饭,稍微把事情搞大一点,不等企业来起诉,自己就怕了,要注销账号换平台,这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合理,不能给优秀的人才发挥空间。希望将来的社会能允许辛吉飞做一个快速发财的“维权刁民”。
501期节目到此结束,睡前消息现在全平台同步播放,欢迎各位收看、转发。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