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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12月1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524期时间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今年我们的节目分析了几个企业官商勾结、欺骗市场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你点名的个人和企业过得都还不错,尤其是上半年你重点批评的以领药业,股价已经从最低点的19元一股涨到了50多。督工,你怎么评价以岭药业的股价飙升?
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近代欧洲逐步取得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地位,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群体开始的,而文艺复兴的起点是一部意大利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十日谈》第一章的第二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巴黎有一个商人杨洛,非常虔诚,他认为不信基督正教的人将来都要下地狱。他有一个犹太人朋友亚伯拉罕,根据家庭传统信了犹太教,这让杨诺非常着急,劝自己的朋友接受基督信仰。亚伯拉罕说,我们犹太人有自己的律法,如果让我放弃传统,加入基督教社会,要眼见为实才行。所以我要去罗马看看教皇和红衣主教的生活,然后才做决定。杨诺一听就怂了。他自己虽然很虔诚,但是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商人,杨诺知道教皇和主教一个好人都没有,都是拿着信徒的钱在地上享受天堂生活的骗子。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朋友看到罗马教廷的生活,肯定会觉得基督教是一个诈骗集团。所以杨诺想说服亚伯拉罕别去罗马,就地接受洗礼也不错。但亚伯拉罕这个人有钱,不在乎去罗马的旅费,所以还是亲自考察了,每天研究教皇和主教的生活,最后得出结论:罗马高级神职人员100%是贪婪好色的异端,对教会的唯一信仰就是可以通过教会骗钱,甚至他们把教会事务都委托给自己宠爱的妓女和小男孩。回到巴黎之后,亚伯拉罕对自己的朋友发表了一篇在文化史上很重要的著名演讲,接下来我要读一下。
照我看,天主应该惩罚这般人,一个都不饶。要是我的观察还准确,那么那儿的修士没有一个谈得上什么圣洁、虔诚、德行,谈得上为人表率。那帮人只知道奸淫、贪欲、吃喝,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那些罪恶是那样配合他们的口味。我只觉得罗马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照我看,你那位高高在上的牧羊者,以及一切其他的牧羊者,本该做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正日日夜夜用尽心血,千方百计又叫天主教早些垮台,直到有一天从这世上消灭为止。
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把天主教推翻,他可还是依然不动,倒反而是一发扬光大。这使我认为一定有圣灵在给他做支柱,做基石,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的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大神圣,所以,虽然前一阵日子,任凭你怎样劝导我,我总是漠不动心,不愿意接受你们的信仰。现在我向你坦白说了吧,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做一个天主教徒了。我们一起到礼拜堂去吧,到那里,就请你们按照你们圣教的仪式给我进行洗礼吧。
我小时候读《十日谈》,只是觉得结尾的转折很精彩,很讽刺。长大之后再读同一个故事,又想到了更深层次的内容。这个亚伯拉罕的职业是商人,而商人做决策天生就要比其他职业更理性。另外,亚伯拉罕去罗马的原因是比较不同的宗教,所以在做比较的时候,他不是犹太教信徒,也不信基督教,而是站在两个宗教的外面评价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个时候我只能说,他不仅仅是一个相声演员,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亚伯拉罕最后做出的理性结论在现实社会也有用途。我把他的演讲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腐朽而不倒的组织,一定有我不理解的后台”,所以如果打不过黑暗力量,就应该考虑加入,一起发财,享受人间的天堂。
上一期节目我介绍了靠股市坐庄赚钱的德隆系资本集团,德隆系和其他的资本能够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力,原因除了监管部门放纵之外,还有普通股民的被迫配合。普通人看到了德隆系和其他庄家随便操作没人管,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股市会长期保持纯粹赌场的状态,所以炒股不需要看基本面,只需要揣摩庄家怎么操作,庄家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2022年的中国股市,还有大量的投资者保持了20年前的态度,所以就算股票被揭穿了造假,就算炒作概念被戳破,很多投资者还是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他们的逻辑也和亚伯拉罕一样,既然监管部门不管,说明假的概念也可以是真的,既然做空机制很软弱,想融券赚钱都融不到多少做空的弹药,说明制定规则的人也想保护泡沫,散户管不着监管部门,也没有资格制定规则,所以最终丢下了市盈率这个愚蠢的信仰,和庄家一起崇拜泡沫真信仰。
但是具体的最近几天的以岭药业股价暴涨事件,这倒是和其他造假公司不太一样,甚至和四月份的以岭药业造谣事件也不太一样。当前以岭药业的股价是由可靠的财务数据支撑的,是连花清瘟胶囊的销售额撑起来的。如果说有问题,问题也在于连花清瘟本身的供不应求,而不是以岭药业的财务造假。
第422期节目我引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连花清瘟19年,没有错过任何一次灾难》。连花清瘟本身是2003年,为非典性肺炎快速研究的标准化药品,是由已经执行死行的药监局长郑筱萸批准的救济物资,开发的时候既没有考虑过对其他疾病的对症治疗,也不会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调整配方。这里我要读一下郑筱萸局长在2007年的遗书。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渤海二号游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于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决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呢!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的鼓掌欢呼。
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起了一起又一起的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他的局级或者部级岗位上,即使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儿,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儿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候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在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虽然走了郑筱萸的加急程序,连花清瘟获批上市的时候,非典型肺炎流行已结束,之后2005年的禽流感,2008年的手足口疫情,2009年甲流乃至2019年的新冠肺炎,每一次的中国大小疫情都能提高连花清瘟的需求,刺激以岭药业的股价。最近的情况也一样,新冠肺炎在封控了三年之后忽然放开,预计一个月之内就要达到全民的感染状态,等于2020年初的恐慌状态,被冷冻了三年,现在重新解冻,人民选择买连花清瘟也很正常了,换我是投资者,也要在这个时候抢购以岭药业的股票。
所以关键问题是,人民群众为什么又会对郑筱萸的死刑欢呼,同时还要去抢购连花清瘟?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其实有很明确的解释:病急乱投医,先有急,然后才会乱。对于疫情来说,有两种“急”的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天灾,病毒忽然进入人类社会,暂时不知道怎么对付,很多人死于治疗方案不合理,所以普通人不得不寻找一切可能缓解疫情的东西,比如说到处喷消毒液、石灰水,喝板蓝根,到处喷醋。而19年来,连花清瘟不做双盲试验也能上市,也能得到官方认可,当然也属于病节乱投医的目标之一。疫情的第二种“急”是人造的。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是抗议过用封锁交通的方式控制疫情的。2020年2月6日,华春莹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表示,一些国家停飞往返中国航班,不冷静、不理性,直接影响了双边人员往来和合作,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之前的1月30日,俄罗斯最先关闭了和中国的陆地边界。
但是2020年上半年,中国成功的用切断内部交通的方式解决了武汉和温州疫情,之后国内病毒传播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接下来两年,中国的宣传方向转了一个180度弯,说新冠病毒会反复感染,无论哪个种类的病毒都有严重的后遗症,只有清零才能保护人民。如果局部地区出现了感染,唯一的方法是封城。
我相信大多数观众对封城还有清晰的记忆,2020年上半年武汉疫情基本结束之后,又出现了几波封控高峰,一度全国1/3的地区处于静态防疫状态,新疆、云南某些地区甚至有连续半年以上的风控,这期间就算是全国知名的专家提出和病毒共存,也是要被骂到从舆论场上消失的。当时根据我对官方媒体内容的理解,一旦全民感染,不仅后遗症会影响所有人的工作能力,而且感染者也不会获得全部的免疫力,还会反复感染其他种类的病毒,最后经济和健康都会保不住,所以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病毒清零。
过去两个星期中国的宣传口径又出现了一次180度的急转弯,从“坚持清零”总路线转向了共存,再也没有媒体提醒我们后遗症问题,也没有人说反复感染会影响经济,更没有人说清零代表了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反而是各种媒体都劝说普通人要接受现实,感染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人民群众是有记忆的,一直到今年秋天,大多数地区的群众都用行动积极配合了封控,就算郑州出现了给普通群众随便发红码的问题,各地的封控还是能够再坚持小半年。
这是一个奇迹,说明之前连续两年的宣传有明显效果,让人民群众对新冠病毒产生了足够的恐惧心理。在这个社会共识下,所有的官方媒体一夜之间急转弯,所有的城市在一个星期之内撤销了全部的高风险区,希望群众接受和病毒共存的状态,也许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文化方面肯定是太急了,几乎必然会制造“病急乱投医”的效果。人民群众就算不抢连花清瘟,也会找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去抢,最起码能够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比如说过去北方冬天缺乏新鲜水果,生病的人往往会被亲友赠送水果罐头补充维生素,其中最受欢迎的黄桃罐头就对很多疾病产生了安慰剂效果,这一轮抢购黄桃罐头和莲花清瘟都出现了局部脱销状态,首先说明了莲花清瘟药品的真实定位,同时也说明人民群众的确出现了恐慌,被迫并急乱投医。如果,莲花清瘟和黄桃罐头都买不到,这笔钱也会用来买板蓝根,或者是烧香拜佛,所以关键并不是以岭药业趁乱发财,而是防疫模式和宣传内容为什么会出现急转弯。
只要驾驶过车辆,无论是汽车还是自行车,都会知道急转弯基本上不是自主选择的,而是为了避开障碍不得不做的选择,因为急转弯本身就意味着危险,必然是上有更大的危险,才会让高速行驶的驾驶员选择转弯回避。我们节目之前反复说过:这个危险或者说障碍物就是风控政策的财政压力。中国不是靠一两个重点产业就能支撑整个国家的小国,必须靠全国的人口物资快速流动,才能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才能得到现代生活的资源。封城也许可以解决病毒传播问题,但同时让现代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都成为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短期方针快速打败病毒,最终必须向经济压力让步。
具体到防疫方面的经济决策,在确定方案之前,我们必须确定基本原则,就是医疗资源到底应该集中给少数重症患者,还是平均分给一般的感染者和普通人。过去几年,我们假设感染者总体上是少数人,所以就给所有感染者差不多的待遇,也就是搞方舱医院统一隔离,吃莲花清瘟。另外,普通人也每天要接受核酸测试,消耗医疗资源。到了2022年秋天,很多地方的方舱已经从地平线修到另一边的地平线了。新疆一个省级单位连续几个月隔绝对外交通,很明显感染者不可能再是少数人。
在这种背景下,资源限制了人道主义的水平。如果给普通人天天做核酸,如果给普通感染者敞开吃连花清瘟,重症患者一定得不到重点关注,逻辑上早晚要出现二选一的选择。如果社会的管理者不主动选择,社会将自发做出选择。还是上面的比喻,对于我们撞不动的石头,直着冲过去,一定会有急转弯,不是主动转弯,就是撞到石头上被动转弯。
所以急转弯的核心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跳过经济基础,制定了不合理的社会目标。之前越是无条件地强调清零,最后急转弯的速度就越快。两个月之前把清零上升到基本国策地位的人,和现在号召群众急转弯的人,必然是同一类人,这就是病急乱投医的“急”字来源。
另外还有一些“乱"和"急"没有直接关系,社会当然可以修改自己的发展目标,国家也当然可以调整防疫政策,但是政府在改变目标的时候,总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比如说可以对人民承认经济压力太大,之前的政策做不下去了,也可以说病毒本身出现了变化,根据国家测算,之前的防控方案太严了,没有必要,这都是可以接受的说法。过去两周,我看不到有官方媒体对急转弯做出解释,默认所有人都会自动接受新的方案,所以思想上出现混乱,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以岭药业作为一个乱世发财的企业,股价涨上天并不奇怪。
520期节目,我说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总是被形势推着走,否则下次再出新政策,就会有人怀疑政策到底能不能指导社会进步。现在的情况是,政策不仅不对未来负责,甚至也不对过去负责,不对现有的政策做解释。这只有在人民丧失记忆的前提下,才有文化上的合理性。大多数官方网站都是有搜索栏的,我在人民网用”后遗症“做关键词。第二条是今年11月3日的新闻,标题是《长期新冠后遗症困扰美国等国家》。同一天还有一篇人民日报报道《新冠肺炎后遗症将成为美国公共卫生隐忧》,静静帮我读一下。
美国物理医学与康复学会估计,美国目前有2576万人出现新冠肺炎后遗症,《大西洋月刊》指出,这个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根据血液抗体测试推算,现在美国可能至少有5600万新冠肺炎长期症状患者,也就是说,每六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名新冠肺炎后遗症患者。医疗保健系统难以吸收大量涌入的虚弱人群,也将让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受挫。俄国新闻社评论说,显而易见的是,尽管美国每天有超过10万的新增病例,疫情造成持续的破坏,以及可能出现病例激增与病毒变异的风险不断增加,但美国正在远离政府主导的抗击疫情的做法,一旦目前的检测、治疗和疫苗供应用完,将带来严峻的后果。加上中期选举的因素,预计会有更多的经济混乱和更多不必要的痛苦。然而,两党仍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玩弄政治。
过去几年,类似的报道我们见得多了,所以我也不过多引用。这里我只想说,十月份指出的疫情威胁,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不可能灵活地既正确又错误。未来的决策,如果总是绕开自己已经提出的问题,拿不出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宣传合订本,那就是中国人近几年经常听说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说到这个问题,我还得把话题拉回到连花清瘟。这一波连花清瘟脱销不是以岭药业的问题,但是我四暂证明以岭药业造假,方法就是看合订本。417期节目。我说以岭药业宣传世卫组织推荐连花清瘟是公然说谎,拿着英文原文做虚假翻译。很快以岭药业就公开回复说:从未表达过这样的信息,还要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到了422期节目,我替以岭药业做了网络搜索,指出最早的信息源头是一篇来自石家庄的文稿,标题是《世卫组织认可中医药治疗新冠疗效,连花清瘟防治获得可靠依据》,作者是赵明妍。我又用“赵明妍+以岭药业”做了关键字搜索,发现今年她发了以岭药业四条正面新闻了,并且其中三条新闻有配图,证明自己到了企业现场。这是以岭药业的老熟人,以岭药业说不认识她,明显是再次说谎,贼喊捉贼。
那几期节目做下来,以岭药业的股价几乎跌了一半,从40元降到了不到20元。这说明:替观众保存合订本的确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媒体人必须替社会保存长期记忆。我们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现在的媒体和自媒体,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当初政府号召全面清零的时候,也有不少知名媒体人表示支持,站在清零政策一边,痛骂所有号召共存的人都草菅人命,都是想搞大面积谋杀。现在各位观众如果还记得他们的ID,不妨去看看他们的最新言论,看看他们是否像当初一样高调坚持清零,是否解释过自己立场的转变,是否还在骂共存政策是谋杀。如果没有,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社会养这么多爱国大V是不是太贵了?
当然,媒体也不能改变所有问题。实际上,如果没有王思聪助攻的话,我四月份的质疑甚至不能明显影响以岭药业的股价,而王思聪现在已经不能在微博上说话了,我当初的质疑反而扩大了连花清瘟的影响力,对以岭药业的股价产生的正面效果。所以我今天节目要先讲一个来自《十日谈》的宗教故事。
但我还是想再谈谈当代的历史。430期节目的标题是《挟洋自重的中成药,缺乏双盲的连花清瘟》。当时我分析了之前以岭药业拿出来证明药效的论文,结论是:以岭药业和大多数中医机构一样崇洋媚外,愿意支持那些收外汇帮中国人发英文论文的劣质杂志。4月22日,吴以岭的女儿、以岭药业董秘吴瑞代表董事会公开表态说,正在举行和连花清瘟药效相关的随机、双盲、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6月7日,再次有投资者对董事会提问,请静静帮我读一下。
董秘好,关于公司连花清瘟双盲实验,公司付出了巨大代价做这次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建议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可以邀请央视等主流媒体记者参会提问答疑,彻底回应社会上质疑连花清瘟的声音,为公司的声誉和产品树立真正有利的形象,同样也不要辜负了国家对以岭和连花清瘟的多年支持和认可,在应该高调发声的时候一定要高调亮相,谢谢。
以岭药业董秘的回复是:
投资者您好,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会及时将您的建议反馈至公司管理层参考,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是12月13日,又是半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以岭药业公布任何双盲试验结果。我曾经看到有人替以岭药业辩护说,首先,双盲试验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因为搞双盲就意味着有人吃不到想吃的连花清瘟胶囊,其次,中国国内搞清零,阳性患者太少,也实在搞不到足够多的实验样本。现在这两条理由都不存在了,中国正在出现普遍的全面感染现象,而且的确很多人吃不到连花清瘟,以岭药业所在的石家庄就有足够多的对比样本。与此同时,以岭药业自己也承诺要搞双盲试验,不存在任何伦理上的障碍,如果再不拿出一个让中国人信服的实验结果,我们只能说,以岭药业只喜欢对自己有利的实验结果,实际上非常恐惧双盲实验可能的正确结论。不用别人批判,吴以岭自己就凭借丰富的学术经验对实验结果做了预判,院士总是比其他人想的更深一些。
但以岭药业是一个上市公司,某些问题不是可以随便回避的。借着2022年的天灾人祸,连花清瘟将以空前的销售额迎来自己的20岁生日,2022年底的政策急转弯让以岭药业的市值又多了几百亿,如果有关部门还是不要求以岭药业拿一点小钱来做双盲试验,我只能猜测,以岭药业其实是国家给河北经济的一点小小补偿。吴以岭家族持有的股份都是河北地方政府的国有股份,像茅台股票一样,从股市上圈的钱最终还是要捐出来支持地方经济。
上周,遵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公告,茅台集团的下属企业文康置业刚刚竞拍了两块土地,总价10.54亿。大家都知道最近的房地产形势,民营企业几乎不拿地了,大多数地方的土地拍卖都是当地政府卖给地方原有经营土地的国企,等于左手倒右手,最多只能暂时拖住土地的价格,不能真正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茅台在这个时候出手,绝对是雪中送炭,感染中送黄桃罐头。从注册时间看,这家文康置业公司的设立时间比土地拍卖时间还要晚一些,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拍卖竞价,就是茅台专门设立一个账户,紧急支援遵义的地方财政。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以岭药业成立房地产公司,忽然买下石家庄的远郊土地,或者直接把股份交给河北省农业厅,我们也许就能理解国家下的一盘大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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