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3年12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第679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1月中旬,多家媒体报道,中国人口第一大县——临泉县的幼儿园数量暴跌。今年下半年有50个幼儿园没开学直接关闭,占到了全县幼儿园总数的近八分之一。督工你怎么看?
先介绍一下临泉县,行政上属于安徽阜阳市,东北方向不远是户籍人口179万的太和县,西面靠着河南省新蔡县,户籍人口126万,挤在一大堆中国人口大县之间。
临泉县自己的面积也不算大,183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29万,之前曾经达到过231万的高峰,比很多地级市都要多。前两期提到的山西晋城市,地理位置和资源都不算太差了,户籍人口只有222万。黑龙江的鹤岗、七台河两个地级市加起来,也就180万户籍。
如果把独立的县级单位都算上,临泉县的人口应该排在全国第二、三名,前面有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县级市,可能还有福建泉州地区的晋江县级市。但是,这些沿海人口大县,往往依托本地人口的消费力支撑了相对发达的工商业经济,赶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县改市潮流,成了名副其实的县级城市,不能再算是传统概念上的农业县了。
剩下来的百万人口大县,比如说安徽临泉县、江苏沭阳县、广西博白县、河南固始县,颍上县、太和县,贵州威宁县,管理体制还是传统的县城到乡镇模式,继承了秦朝以来的2000年郡县制传统。尤其是阜阳市的临泉、颍上、太和、阜南,几个百万人口大县紧靠在一起,是最典型的农业中国。
2022年,中国人口进入下降拐点,大城市生育率和日本韩国比都很难看了。但很多人对农业地区还抱有希望,期待中国社会比较保守的那部分能维持基本的生育率。现在连临泉县的幼儿园都开始减少,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但如果跳过50所幼儿园的数字,研究这些幼儿园的具体运行方式,可以发现大多数媒体搞错了因果关系。临泉县批量关闭幼儿园,不是传统社会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之前这些分散在农村的低水平幼儿园,倒是可以看做现代社会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今年临泉县关闭的50家幼儿园,其中38家申请了办学证,但实际没有开办,是投资人自己承认看错了形势,放弃经营。另外12所真开办过,现在要停业了。根据官方公告提供的信息,12所真实的幼儿园全都是民办,地点基本上都在乡镇或村里。
同时,临泉县政府网站显示,政府正在快速扩大公立幼儿园规模,今年正在搞工程的就有6所,建筑面积从三四千到八千平米。另外还有一批幼儿园要扩建或翻新。所以,正常的推断是,县城和大乡镇公立幼儿园扩大招生,吸走了农村民办幼儿园的生源,导致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放弃投资。
扩建公办幼儿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办幼儿园质量差。临泉县政府官网有一份“2022年民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年检结果”。159所民办幼儿园,有10所没能通过年检,被取消下一年招生资格。
公办幼儿园年检基本合格,而且收费也便宜。今年2月临泉县发布了最新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每学期最高1750元,城镇一般园1000,农村一般园700。而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高档的要2900-3200元,一般的也要收2600。如果有选择的话,大多数家庭肯定送孩子去公办幼儿园。现在公办幼儿园开始积极扩张,导致民办幼儿园普遍关门或者放弃经营,这是临泉县普通人的好消息。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临泉县关闭了12所民办幼儿园,吓退了38家正在筹备的幼儿园,而是过去公办幼儿园的名额太少了,所以才有100多家民办幼儿园能生存。
公办幼儿园不足,直接原因就是地方经济太弱。临泉户籍人口229万,排名第二的江苏沭阳县户籍人口198万,差了31万。但是如果看常住人口,沭阳县166万,反超临泉县2万。一出一进33万人口,原因显然是临泉经济不发达,本地人口外出打工的比例高。
从经济数据看,临泉县2022年GDP460亿,按常住人口算也就人均2.8万,不到中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一。直到今天,临泉县的的第一产业比例还有22%,第二产业比例也不到25%,剩下的是高到不正常的第三产业。整个县能保住人均2.2万的可支配收入,完全是靠外出劳动力汇款撑起来的。从经济结构来说,临泉县就是一个打工人员的后方基地,留守人员相互帮助,刷服务业GDP,完全赚不到外地的钱,也交不了什么税。
再看第二人口大县沭阳,虽然身处苏北,但毕竟也是江苏,去年GDP1300亿,人均7.8万,快要追上中国平均值了。沭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多,只比临泉县高一万,但其中本地赚出来的的比例很高,可以转化为税收。
这反映在政府财力上,临泉县政府去年收入18.6亿,沭阳县60.7亿。在得到上级政府支援之后,临泉县去年支出85亿,沭阳县是186亿。所以,临泉县没钱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现在的城镇化率还不到三分之一,而沭阳县达到60%以上。直到2023年,临泉县还保留了上百所质量较差的乡村幼儿园,需要政府努力建设城镇现代幼儿园去替换。
幼儿园是中国教育最明显的缺陷,根据教育部的信息,2021年中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只有88%,还有很多孩子白天也需要占家庭人力去照顾。而且大多数幼儿园下午三四点放学,也没有校车,家里必须留人去接送。这对于年轻家庭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时间成本,严重影响了潜在的家庭经济收入。工作机会越多的地区,家庭潜在的经济损失就越大,生育愿望就越低。
对于学前教育的缺口问题,富人请得起保姆和司机,无所谓;公务员和国企员工可以享受充分的福利,不太在乎;最穷的家庭生孩子就当养猪,不上幼儿园也能放养,也无所谓。去年徐州铁链拴着的拐卖妇女生了8个孩子,他们的父亲甚至不太在乎上学路上偶尔有伤亡,死了就再生一个补上,趁机收点补偿还挺开心。但大多数现代家庭不穷也不富,而且没编制,只能选择少生、晚生甚至不生。
这反映在生育数据上,就是普通家庭不想生,少数有条件的家庭,尤其是已经生过孩子的家庭还能保持一定的生育率。结果总的出生人口明显下降,二胎、三胎比例快速上升。
另外,全国的普惠性幼儿园,只有一半是公办幼儿园。另一半质量较差的民办普惠性幼儿园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这明显降低了儿童的成长质量,对于比较注重下一代发展机会的年轻人来说,集中资源培养1个孩子是快乐,养3个水平较差的孩子是灾难。所以幼儿园水平越差,年轻人生的就越少。只有那些残留一部分农业社会传统的地区,留在本地足够传统的群体才会凭借本能多生孩子。这体现在生育数据上,也会压低总体的生育数字,同时提高二胎、三胎比例。
10月份,国家公布了2022年的生育数据。总出生人口956万,其中二胎比例占39%,三胎以上又占了15%,一胎比例只有440万,占46%。
二胎比例高,貌似说明中国人开始多生孩子。但是2022年有1052万人第一次结婚,组成了526万个家庭,这个数据虽然已经在快速下降,但还是明显高于440万的一胎数据。所以,不是二胎太多,而是一胎太少,年轻人正在放弃生育,或者推迟生育。去年能生出900多万人,完全是靠之前有生育愿望的家庭撑住生育率。一旦那些观念保守的农村居民过了生育年龄,生孩子的主力就只剩下有钱人和公务员了。
临泉县2022年的数据我没找到,但我找到了临泉县所在安徽省2021年的数据。从2017年开始,安徽每年都比上年少出生十几万人。到了2021年,安徽省45%的新生儿是二胎,只有41%的新生儿是一胎,比2022年全国平均的46%,又低了5个百分点。我可以合理推断,临泉县的新增人口,一胎比例会更低。因为无论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还是留在本地搞服务业的年轻人,都不会喜欢低水平的幼儿园服务。
这样回头再看临泉县50家民办幼儿园停止招生的新闻,在2023年看当然是好事,但也同时展现了中国的生育危机。尤其是关闭名单包括38家本来就不营业的幼儿园,说明前几年开放二胎的政策,被企业错认为是投资机会,一批资本注册幼儿园想扎根农村赚钱。投资人没想到,二胎多了几个,一胎少了几十个。生育率总体的暴跌趋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所以注册的幼儿园甚至都没开门。
2023年的生育数据还需要等几十天才知道,但从上半年的部分统计结果看,几乎可以确定比2022年更差,更畸形。临泉县和安徽省的现状说明,如果中国想避免将来剧烈的人口下降,制订政策的时候必须往未来看。要是总盯着那些保持传统生育习惯的人口,通过宣扬传统文化和保护传统家庭来刺激生育率,实际上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安徽省的数据显示,三孩以上的性别比是149:100,靠多生男孩的欲望,多子女家庭勉强撑起了生育率。无论这样的家庭是富豪,还是极端贫困家庭,都不是中国期待的人口增长方式。
具体来说,未来的教育政策必须优先考虑为普通的年轻人服务,为现代化人口服务。年轻人也许不愿意结婚,不想组成传统家庭,甚至很厌烦接送孩子,讨厌陪小学生写做作业。国家可以尊重他们的选择,同时提供足够的福利政策。想办法让他们放下心理负担,在28岁之前把一胎生出来,再问问他们会不会生二胎。那些继承传统生育惯性的多子女家庭,或者是吃着编制内福利的二胎家庭,不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关注重点。我们担不起他们的生育成本。
这反映在学前教育上,应该是幼儿园立刻改成义务教育,同时废除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资义务,所有的公立义务教育机构转移到垂直管理,由中央财政出钱,拉平全国的公立幼儿园水平。最起码,让年轻家庭可以把3岁的孩子全天放在幼儿园;或者早晨7点送到校车上,晚上下班之后,再去接吃过晚饭的孩子,一起散步。周末和假期如果需要把孩子放在学校寄宿,也应该有免费服务。这样年轻人才会觉得生育下一代是快乐,不是负担。
现在临泉县用公立幼儿园淘汰分散的民办幼儿园,在大方向上肯定算进步,在力度上,只能说是万里长征先跑了一个马拉松算热身,后面起码还差十倍的投资。但是和未来人口断崖制造的社保恐慌相比,和各地政府盲目投资的过剩基础设施相比,这点投资又不算什么。全面的社会化抚养也许不好搞,要是局部的改良也不积极的话,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很难有未来。
前几天,宝马公司的慕尼黑工厂制造了最后一台8缸汽油发动机,这是宝马在德国本土制造的最后一台燃油汽车发动机。按照其他欧洲汽车企业的时间表,一般还要十年左右抛弃燃油车。宝马作为全世界知名的老牌豪车,为什么转型计划最激进?
因为宝马就不是什么老牌豪车,只是因为翻译的名字好,上一次转型又遇到了中国80年代开放市场,这才让中国人形成了老牌豪车的印象。
宝马、BMW,全称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股份有限公司,直译过来就是个乡镇企业了。幸亏德国品牌的翻译水平高,BENZ是奔驰,BMW变成了 宝马——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一听就上档次,有资格和其他老品牌并列。
但翻一下历史就知道,宝马在豪车市场来得很晚。1911年凯迪拉克开始生产全尺寸的顶级大型豪华汽车,1921年林肯也生产了同样的大型轿车。奔驰的豪车历史更是可以追溯到1902年。奥迪往往被认为是凑数的高级品牌,到了1911年也推出自己的豪华产品。
这时候宝马还在造航空发动机,说起来高大上,但在早期螺旋桨时代,天上的发动机和地上的比,只能算是个玩具。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造飞机,宝马只能开发摩托车市场。1927年宝马引进了英国奥斯汀汽车公司的奥斯汀SEVEN汽车,才开始造汽车了,市场定位属于廉价货。
IL2的发动机就是在宝马VI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成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宝马的主要产品,还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航空发动机,加上后来学会的摩托车,产品逐渐上档次了。比如说德国主力战斗机FW190就用宝马发动机,至于说宝马摩托车,苏联搞了个山寨版,中国再造更山寨的型号,就是我小时候常见的长江750,一直是力量和权威的象征。
豪华车利润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宝马已经在试着在做豪华车了,产量只有几千辆,重点是跑车。希特勒倒台之后,宝马把这些图纸翻出来继续造,比如说327、340。这些车的排量还不到2000毫升,虽然质量不错,但是排量只有美国豪华车的三分之一,算是穷人版的体面代步工具,是延续到现在的宝马入门级3系列的前身。
1951年,宝马推出了8缸发动机,2580毫升的501,是后来5系列的前身。1956年又推出503、507。这些车到了3168毫升排量,按美国标准还是太小,但是性能不错,被同行认可算是准高档产品。当时中国自己想造高级公务车,上海牌,就完全仿造奔驰220s,根本就不会想到宝马品牌。接下来一代人时间,和奔驰相比,宝马只能去抢轻型、运动款市场。直到1977年第一台7型轿车上市,宝马才算真正进入豪华车品牌的行列。
但宝马给自己铺垫了一个好的市场前景,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年轻的白领在变老的同时越来越有钱。他们战后年轻的时候想要性能过得去的轿车,买不起奔驰、林肯,只能买宝马运动车。等到冷战后期,老白领赚了钱,就会买承载自己青春记忆的宝马。所以80年代的时候,宝马正式占据了一块奢侈品市场。
正好这时候中国开始开放市场,富人要买豪车,要出国旅游,一眼就看到了刚刚有资格卖豪车的宝马。尤其是宝马还给中层消费者保留了很多入门车型,更适合中国市场。所以在过去两代中国人看来,宝马就是无可质疑的国际豪车品牌。连我的第一辆汽车,都是仿造宝马的华晨中华,出门还觉得挺有面子。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宝马品牌跟上奔驰,甩开丰田,最后还收购劳斯莱斯,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从航空行业转过来的技术型企业,对技术比较敏感,对文化包袱没那么在意。一旦电动车时代到来,宝马的转型动作也比较快,敢于最早在本土扔下燃油发动机。希望中国企业也具备类似的素质。
豪华车不是代步工具,而是奢侈品,炫耀品,类似金银首饰,如果只能提升个人体验,花钱买豪车就没意义了。所以豪车的基本特征是外形够大,视觉效果好;内部舒适,能容纳比较夸张的装修,轴距必须大到三米左右。
更长更重的车身,需要更大的发动机,这间接导致发动机功率也成了豪车可以炫耀的指标,甚至开车在外部制造的声浪都可以用来炫耀。宝马是从造航空发动机起家的,很熟悉这套用功率来分级的套路。
比如说宝马旗下的劳斯莱斯,跟宝马自己的7系列是相同的底盘,加长版的7系列跟劳斯莱斯也差不多一样大,发动机都是N74发动机。但是之前7系最后一代纯油版6.6升排量,602马力,而劳斯莱斯就是6.75升,624马力。两个发动机可能是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工人生产的,但必须分成不同级别,才能让最高档的车卖出翻倍价钱。
这个套路到电车时代彻底失效,特斯拉证明,基础版一台电机,豪华版弄两台电机就可以对付。如果你要超豪华版,我可以给你四台。标准化的电气设备价格很透明,不给豪车品牌讲玄学故事的空间。
所以现在的宝马高档款也开始用混合动力,排量开始逐渐下降。到最后,宝马决定放弃燃油发动机,去研究新的奢侈品逻辑。其他的欧洲企业,尤其是法国企业如果没有宝马的灵活性,技术上不转型,坚持要把奢侈品格调吃一辈子,这辈子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最后再介绍一位老朋友的新故事。
354期节目,我分享了人民日报主管的半月刊《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有一篇文章《为什么过去的书桌上总会压一块玻璃?》,我认定他抄袭了我在2017年的知乎回答,原因是我的两个年代错误,被作者“孟园”完美复制到新文章。现在这篇文章还在他们的公众号上。
上周11月29日,《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又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那些年的童年记忆:课间十分钟是怎么来的?》,作者赵恺
很巧,我11月17日的671期节目,标题是《抄半个日本方案 毁掉课间10分钟》,主题就是从历史角度分析课间10分钟的合理性。我这里把内容左右列出来,可以相互参考。
前面一段,虽然都引用了鲁迅的经历,但我认为还可以解释为思路重合。
睡前消息671期文稿:
中国传统社会,没有面向普通人的公立学校,大多数私立学校,也就是私塾的秩序,由教师自己控制,完全取决于教师的精力和生活节奏,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回忆中学课本上的记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1892年去三味书屋读私塾,已经是科举制末期了,课程包含了一定的现代因素,但从教学方式来看,还是没有什么明确的课间休息概念。
《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文章:
古代学生在校时间并非全程都在上课。大体上的课程安排往往是上午接受文化课教育(听读)、中午和下午完成作业(习字、背书),虽然也会有“晚自习”(古代称为“上灯学”)。期间学生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鲁迅先生在《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课间他和其他同窗好友,可以自由地出入三味书屋,到后院放松身心:
后面这段,已经不是内容相似的问题了,连文字都无法区分。
睡前消息671期文稿:
在这个设定下,普鲁士学校希望所有在校时间都用来讲课。但实践之后,教师发现,未成年人很难连续保持一小时的注意力,所以要在上课时间达到一小时之前,就安排学生休息一会。
当时钟表还是一种很昂贵的设备,学校配备的老式钟表和计时器,每天都有几分钟的偏差,要在正午的时候靠太阳对准。表盘上往往只有时针,最准确的刻度就是一小时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所谓一刻钟。所以普鲁士学校就形成了共识,一节课是一个小时的四分之三。到时间就让校工敲钟,提醒老师结束授课。
但剩下的15分钟用来休息似乎偏长,所以暂且规定10分钟休息,另外5分钟应对钟表误差。等到20世纪的平民怀表足以确定每分钟的时间以后,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采用45分钟+10分钟的授课节奏了。
《国家人文历史》公众号文章:
19世纪初期,普鲁士的孩子们每节课是60分钟,但学习效果不佳。后来专家经过试验发现,一个人注意力的集中程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上升。当时因为技术落后,大多数表盘上只有时针,最准确的刻度就是一小时的四分之一,也就是所谓一刻钟。所以普鲁士学校达成了共识,一节课是一个小时的四分之三。到时间就让校工敲钟,提醒老师结束授课。
但剩下的15分钟用来休息似乎偏长,所以暂且规定10分钟休息,另外5分钟应对钟表误差。等到20世纪的平民怀表足以确定每分钟的时间以后,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采用45分钟上课、10分钟休息的授课节奏了。
我很乐意看到睡前消息的内容在互联网上自由传播,不太在意其他媒体参考我的内容做。现在每期节目的文本都会发到微信,现在负责发布的公众号是“睡前人间”。但是,如果文本都不肯修改一下,就直接复制我的内容,微信公众号的反抄袭系统会提示,也鼓励投诉。这次就是有观众替我对比了文本,发起了投诉建议。
我本来没太在意,但是发现抄袭的一方是老朋友《国家人文历史》,就不能装看不见了。上次节目我对抄错题的行为做出了分析,这一期我重新读一遍:
信息时代的人类,应该能积极使用搜索引擎和公开资料,筛选有效信息,建立个人知识模型。在未来工作效率和经济价值方面,具备这份能力的人,和不具备的人,差距类似于人和大猩猩。如果总是单向接受信息,不去主动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不用公开资料反复验证,就容易被错误的内容误导,陷入信息黑洞。
所以,无论是什么资讯内容,包括我们的睡前消息节目,都不能看了就信。最起码,观众应该往下看看评论区,尽量打开弹幕,乃至主动搜索各个平台上反驳我们的内容,这样才能对同一个话题有更全面的了解。欢迎各位专业观众给我们的节目提供更多,更好的反馈信息。
最后提醒观众:我的媒体课程继续更新。本周要讲完“否定选题”的部分。需要提高交流效率的观众,可以试试我的付费课。
679睡前消息到此结束,“睡前消息编辑部”和“睡前人间”公众号正常更新,视频同步在微博“睡前视频基地”。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