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3年12月17日星期日。欢迎收看68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1月29日,武汉市房地产开发协会公众号宣布,武汉市8个在售楼盘,自愿参加“30天无理由退房”活动,不收任何违约金。督工你怎么评价?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最主要的难点是不容易做实验。如果找一群人来测试理论,首先成本高,其次不一定符合人道主义,而且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接受测试,还会反过来影响实验的准确性。
所以,如果现实中出现了相似的政策,或者有相似性的社会现象,尽量不要错过观察机会。因为这相当于组织大型社会实验,给某些方面设置了可以比较的相同条件。观察者可以排除干扰信息,从政策的差别到最终的结果,尝试建立因果关系。最起码,也可以相互比较,总结社会发展逻辑。
现在看到“30天无理由退房”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买房冷静期”,可以和法律规定的30天离婚冷静期做比较。毕竟两个冷静期对中国都算新生事物。
买房、离婚,两件事有相似之处。当事人都要付出重大代价,都是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从当前官方的态度来说,买房和离婚的地位显然是相反的——买房是定居乐业,贡献土地财政,要鼓励;而离婚是制造单身,降低生育率,要劝阻。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武汉设置买房冷静期的实际效果。
如果买房冷静期真有效,比如说顾客看到冷静期,觉得可以先掏钱,大不了过几天后悔,最终效果也确实促进了买房比例。那离婚冷静期就很可能也促进某些群体的离婚率,让本来觉得离婚代价很大的人,觉得不妨先试试,大不了后悔了再撤回。倒是结婚冷静期因此更合理了,从形式上避免了对离婚的歧视,从结果上也有提高结婚率的可能性。
反过来说,如果买房冷静期的效果是制造了更高的反悔率,降低了实际销售额,那反而证明,离婚冷静期至少在策略上有合理性。以后在某些市场过热的时候,国家可以积极考虑冷静期方案,在最后限价之前,用冷静期做预先干预。
买房冷静期政策刚刚推行两个星期,要到年底才结束,现在我并不知道到底哪种情况符合真实的结果。但作为旁观的媒体,我想知道的是,那么多文科研究生缺论文,找不到研究方向,有没有人去现场调查,去收集数据。
682期节目,我支持了张雪峰对文科就业的批判,直接原因是文科的工作缺乏独立性,深层原因是文科还不属于实证科学。只有引入数学工具,主动建立社会模型,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中国的文科才能科学化,毕业生才能避免依附性工作。
当前的中国,也许文科的就业环境不好,但从科研角度来说,中国本来应该是社会进步最快的国家。因为产业升级太快,经济基础变化太迅速,显得大多数社会制度明显落后。很多落后一代甚至是落后好几代的制度,还没来得及淘汰。
所以,整个中国就像一个超级实验室,各个层次的生产力和各个时代的管理模式,可以随便排列组合,一定有相互重叠的地方,给社会科学提供了空前,也可能绝后的研究机会。如果文科不能借着当前的机会快速科学化,数学化,理由可能有100种,但绝对不能说缺研究样本。
最后回到武汉的30天无理由退房,我还是提醒购房者。注意退款时间,注意资金保障。无理由退房,不意味着无风险。中国最早高调宣传无理由退房的企业,就是恒大,当时还全国宣传。
后续的事实证明,恒大的某些项目的确可以接受退房,快速给办手续,然后把房子卖到下一家。但退钱的速度就不好说了,有的业主一直等到许家印倒台,也没有拿回钱。
我看了武汉原新闻,说法是:“购房人提交无理由退房申请及相关资料后,由开发企业在约定时间内据实退还购房人已付的全部款项,且不收取任何违约金。”
这里有两件事没说清楚。首先是退款周期要另行约定,其次不知道购房款或者说定金要进哪个账户。如果退款周期太长,如果资金没有去政府监管的账户,无条件退房这就不是促销,而是一种廉价的高风险融资手段。
韩国近期公布一项新政,有两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基层公务员获得晋升优先权。督工你怎么看?中国能学吗?
要搞计划生育,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的逻辑是相反的。“不生”是一个否定状态,只要保持避孕就能做到,甚至可以通过强制堕胎完成。所以,足够的惩罚就能压制生育率。
而“生养”是一个复杂的正面决定,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去家里直接提升受孕概率,目前也不能周末取代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公园晒太阳时间。所以,如果不愿意干预家庭,就必须通过额外的补贴,让全社会都把更多的资源倾斜到生育和抚养方面,才可能在统计意义上改变生育率。
现在韩国的政策,看似是奖励多子女的公务员,实际上没有拿出任何额外资源,只是在基层公务员内部改变了资源分配,等于惩罚不生子女的同事。如果所有公务员都响应号召,生两个子女,公务员群体整体的经济压力反而会增加。所以我不认为惩罚能提升整体的生育率。
现在韩国的政策,更像是80年代中国搞计划生育,开除多生孩子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而就算是80年代的中国,独生子女也是拿额外补贴的,这份补贴不需要压低同事的工资才能拿到。
就在几天前的679期节目,我分析中国人口最多的临泉县生育数据的时候提到,生育率集中在基层公务员并不是好事,因为从逻辑上说,中国不可能给所有人都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更不可能给所有人都承诺终身雇佣制。千万不能用公务员群体寄托改善生育率的希望。
反过来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不生孩子的官僚体系,完全可以和多子多福的文化共存。比如说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同时受天主教影响大的传统家庭生育率很高,提升了总的信教人口数量。680期节目就提到了美国天主教人口比例的上升趋势。
更极端点说,明朝的太监力量异常强大,组成了半个中央官僚体系,但并不妨碍明朝官方推崇儒家意识形态。明朝的翰林,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宫给小太监上课,传授儒家知识。同时明朝民间接受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把人口稳定地推到一亿的数量级。
现代社会当然不能推崇宗教文化或者复兴太监传统,我只是提醒观众,历史经验证明,官吏、尤其是“吏”的生育率,和总体生育率没什么相关性。一个完全不生孩子的官僚体系,也能促进生育率上升。如果说宗教虚无缥缈,太监制度很残酷,那现代社会指望公务员多生孩子解决人口问题,在逻辑上比他们更荒谬。
另外,推荐大家看一下小黛的162期参考信息,韩国北面的朝鲜也要开全国大会刺激生育率了。金正恩出席讲话,当场落泪,声情并茂地鼓励全国母亲多生多养。金正恩落泪的背景,是朝鲜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79,而且因为人均寿命低,2028年朝鲜也要出现人口下降问题,这是最明显的“未富先老”案例。朝鲜的问题说明,如果不彻底变革养育制度,不干预家庭养育方式,仅仅是把所有人都纳入政府的严格管制,一定解决不了人口的正常更替问题。
督工你一直很赞赏“半月谈”期刊的监督作用。11月29日半月谈发出一篇社论,标题是《1个正式工背后1.8个临时工 一个欠发达县的临聘人员之困》
文章指出,乌蒙山区A县,2023年保工资预算总支出为26.3亿,其中在职人员20亿,离退休人员1.7亿,临聘人员4.6亿。
临聘人员的工资,不到有编制人员的四分之一,但是人数是编制内人员的1.8倍。
同时,本级财政收入只有7亿,勉强够给这些临聘人员发工资,其他开支都靠上级补助42亿。督工你怎么评价半月谈的调查结果。
小黛那边的160期参考信息已经做结论了,这个A县,就是高流同学现场调查过的贵州大方县。户籍人口近百万,常住人口也有85万,是一个经济全靠上级补贴,外出打工人口很多,但还不够多的穷县。
对于落后山区县的经济和人事,以往的节目已经说的很多了,今天我说说行政单位设置问题。
过去几千年,中国基本的行政格局是郡县制,但也要注意到,哪怕是在经济相互落差不大的农业时代,各县的行政配置区别也是很大的。唐朝明确规定,县的行政编制分六个层次,根据层次确定行政编制。到了清朝,定编制的《大清会典》统计过,嘉庆时代,全国知府岗位182个,但是府同知的数量是116、府通判108,不是每个知府都有副手。
到了县一级,清朝全国知县1239人,但是县丞只有350人、主簿58人,显然大多数县配不上完整的官员团队。甚至县教谕的岗位也只有1111人,比知县少了128个,不是每个县都有专职的“文教副县长”。
清朝各地官员岗位的区别,有一部分是继承的前朝历史遗产,但主要逻辑,是根据行政事务的多少,以及地理方面的重要性确定编制。
而且清朝行政区划不仅有大小县的区别,甚至还可以完全做颠覆性的区分。沙漠绿洲搞伯克制,北方草原是盟旗制,中原地区是府县制度,相互之间根本没有攀比的机会。这也是传统管理经验的一部分。
最近几十年,中国官僚体系扩张,对传统文化做了选择性继承。在标准化、等级化一面,对郡县制继承的非常好,再小的县,领导也是正处级,局长也是正科级。可以高配,绝对不能低配。
但是,设置官员职位的时候,现代中国仿佛又忘了传统文化,各个县的官吏体系之间的差异,明显小于清朝,更小于唐朝。沿海发达县级市,和内地普通农业县,GDP可以差十几倍。中原人口大县,和东北山区人口流失地区,县内人口可以差几十倍。但是它们都使用同一套行政机构模版。
比如说,在最近一轮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之前,几万人口的县,和百万人口的县级市,局级职务数量差异不大。处级副处级的县委常委都是9到11人,小县的县委委员在30人上下,大县也不超过40人。清朝吏部官员看到这种强行制造的均匀状态,一定好奇怎样长期保持。
具体到大方县,人口上不是小县,但行政单位的定位有偏差。中国现在的地理格局是,合肥以东差不多600个县级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工商业经济,可以概括为“赚钱”;而重庆以西的几百个县,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环境,财政任务是“花钱”和“省钱”。这两种县级单位之间的差异,已经是类似于两个生物物种了,完全不应该套用同一个模板。
比如说,沿海发达的县级市,应该加强更多的城市管理岗位,避免疫情期间靠临时人员掌握信息的问题。而内地县可能只需要留下民政、教育、公安、水利几个正科级单位,其他和发展经济相关的单位,都降到股级办事处,也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如果坚持要每个县级单位都配备类似的行政体系,接受类似的考核指标,大方县这种养人财政,就是必然的结果。
总而言之一句话,历史经验要批判的继承,更要理性的继承,但不能让某些利益集团从自身的方便出发,搞选择性继承。中国已经成功地培育了现代工商业社会,也应该参考经济基础配置管理机构,如果分配行政资源的灵活性还不如清朝,那就没必要奇怪财政怎么收也不够花。
最近,根据云南华坪女中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剧情引发了很多争议,督工你怎么看?
我大致看了双方的辩论,核心的矛盾,是争论电影有没有真实地反映张桂梅的个人事迹。如果不真实,那就没啥好说了。但如果真实,电影的目的显然是要把张桂梅当榜样来宣传,希望别人学习她。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2020年7月的睡前消息142期,我们在绝大多数网络舆论关注张桂梅事迹之前,已经初步回答了两个问题。
1 怎样学张桂梅?
2 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
我先回顾第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的结论是,在建设阶段,除了张桂梅筹集的一万元社会捐款,华坪女中是一所靠国家财政投资建设的女校。地方财政拿不出这笔钱,而且在男性高中入学率也不高的背景下,地方教育系统反对用国家资金专门建设女性学校。
张桂梅的主要事迹,是利用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影响国家财政的投资方向,得到了一笔中央财政拨款,再要求省市配套财政资金,建设了独立女校。女校做出全国名气之后,才逐渐吸引了社会捐款。
所以,如果电影要解决“怎样学张桂梅”的问题,应该鼓励普通人参加人大选举,当选人大代表,利用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讨论国家财政问题,指出自己发现的社会缺口,要求国家资金来解决缺口。
这是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同时又是普通人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电影能充分展示人大活动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行为。但我发现,电影剧情并不反映张桂梅进入人大的经历,也不介绍人大代表参与财政问题方式。同时,批判电影剧情的人,也主要纠结张桂梅基层的生活细节,而不是人大和财政资金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争论没啥意义,是低水平吵架。
然后说第二个问题,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
142期的结论是,华坪女中,除了分性别录取这一点特色之外,完全就是河北向云南的文化输出,是衡水教育模式在云南的复制,所以能取得较好的考试成绩。
但问题在于,衡水模式并不提升高中教育的深度和质量,只是通过封闭化的标准流程,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让他们在省内高考占据相对优越的地位。所以,一个县出了华坪女中,会导致录取名额向华坪县倾斜。但如果云南省乃至全国,每个县都出一个张桂梅,都申请到了国家资金,在本县建立衡水式封闭备考中学,高考录取名额反而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教育体系也没有给未来20年的中国提供更优秀的人才,这就是典型的内卷竞争。
从现在的介绍看,这部塑造正面典型的电影,并不展望未来,也没打算回答“人人都学张桂梅会怎样”的问题。所以我不关心电影剧情否还原了建校过程。这是次一级的问题,留给其他媒体去争论吧。
从录取名额来看,河北和云南都是高考洼地;从经济水平来看,河北和云南都是经济落后省份。对河北和云南来说,高考录取名额和财政资金都是稀缺品,最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是稀缺资源的开源节流。
我把我认同的正面行为列到下面一张表。如果未来有哪部正面典型电影提到了类似问题,欢迎各位提醒我。我一定去做严肃影评。
685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