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2025年11月4日星期日,欢迎收看974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0月底,广东媒体再次关注2022年的河北石家庄刑讯逼供事件。33岁的转业军人暴钦瑞,被连续刑讯逼供12天之后死亡。2025年,涉案的11个警察都被判刑。督工你怎么评价这起案件?
我先说这起案件的几个具体背景。
死者被刑讯逼供的地方,不是看守所,不是公安局,而是在新乐的一家酒店房间,当时他被石家庄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取保候审和拘留之间的限制行动方式,如果嫌疑人将来无罪,国家要按时间长度给赔偿。如果嫌疑人将来有罪,指定居住每2天时间,可以减少一天的坐牢时间。粗略地说,这算是半拘留状态。
但是,监视居住不是惩罚,《刑法》里面完全不会提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因为当事人此时的状态是嫌疑人。《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了指定居住的具体方式,特别强调“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如果要办案,警察应该把嫌疑人带到其他合法的地方,比如说有监控录像的审讯室。反过来说,如果警察要在监视居住的地方办案,那多半就是不打算依法办事了。2022年,死者和9个亲威朋友都得到了类似待遇。
暴钦瑞死前在当地的住建局工作。以中国现在的安置方式,一般三期士官转业才能安排事业编制,服役时间怎么也要十年以上。所以,33岁的暴钦瑞,离开军队不会太久,身体素质应该明显高于普通人。12天就被折磨死,警察的虐待手段应该很历害。
从判决书和后来的审讯记录看,警察对暴钦瑞和其他9个亲友的刑讯手段,包括用PVC管段打、吊铁笼、喝尿、蔬警察肚门、长期固定限制性体位,甚至还包括传说中的手摇电话机电击生殖器。
发现死人之后,石家庄警察也有熟练的处理方案。本来为了记录可能问出来的口供,酒店房间有摄像头,但是警察第一时间拆掉了监控硬盘,把所有的刑具都藏起来。石家庄刑警支队的大队长胡伟开会研究对策,清空办案记录;具体的当事人张旭光再召集非正式会议,当事人统一口径,甚至还组织了模拟审判,保证不留证据,不给领导添麻烦。暴钦瑞的户体被送到山西检测,结论是“不排除心脏病死因”。
但是,因为当时被一起刑讯的还有9个亲朋好友,他们活着离开了指定居住地点。暴钦瑞死后,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断定暴钦瑞不是简单的心脏病死亡,到处找媒体投诉。最后还是南方周末敢接他们的投诉,2023年开始质疑警方的结论,追使最高检察院关注案件。2024年,最高检察院白己做尸检,发现有机械性损伤和电击损伤,要求保定检察院异地管辖调查。今年9月份,11个警察都被判刑。
在南方周末和其他媒体介入之前,所有涉案警察都没有被追究责任,甚至还立功被提升。这次媒体再次关注案件,是因为11个被告警察全部有翻供行为,其中10个人对一审判决上诉。媒体有必要时着二审判决,做有效监督。
督工你认为石家庄的刑讯逼供案件是偶然现象,还是有一定代表性?
暴钦瑞家族被刑讯逼供,警方要求承认的事实是设打农民工,放高利贷,再加上一个最能体现业绩的黑社会组织罪名。这些事情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但就连用刑的警察都找不到严重伤害或者是命案的罪名,当初对暴钦瑞家族监视居住,名义是涉嫌“寻鲜滋事”。
这说明,当地警察并不忌违对普通的案件使用刑讯手段,而且很可能是惯用的刑讯手段。前面提到,上刑工具包括pvc管、铁笼子、手摇电话。水管和铁笼子可以说是临时找的,但手摇电话肯定不是。
我1981年出生,从有记忆开始,家里就有电话,但已经是拨盘式电话了,只能在废品仓库里才偶尔看到手摇发电的电话,而且90年代之后再也没看到过。可以确信,这个手摇式电话是当地刑警特意保留的刑讯器材,包含了几代人的经验和智慧。
最后,另外,警察翻供的理由也比较戏剧性,他们声称自己也受到过刑讯和诱供,尤其是现场的带头人张旭光,认为自己在监视居住期间也受到了恐吓与压力,要求法院排除非法口供。所以,刑讯逼供现象,不能说是偶然,而是21世纪常见的手段。各位观众也可以问问周围的朋友,他们多半听说过类似行为。
警察刑讯逼供,可能会导致自己坐牢,为什么他们要故意违法?
从利益角度说,可能是急于破案立功,无其是涉黑案件。也可能和当地的商业利益相关。但是这十几个涉案警察,包括省会公安局的大队长,也包括普通的辅警,从2022年的社会常态来说,哪怕是在河北省,也很难有什么利益,能让这十几个人团结一致,冒着自己坐牢的风险,要在县城制造一起普通冤案。
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民间平时就对警察蓝用暴力相对宽容,降低了警察系统刑讯逼供的心理门槛,甚至形成了行业内代代相传的潜规则。
刑讯逼供是新中国甚至从中华民国开始就禁止的犯罪行为,但是,不用往远了看,就看90年代的犯罪片,甚至是东北、西北、西南地方公安系统协助拍摄的犯罪片,对于刑讯逼供行为,都是默认存在的,只是不直接给暴力镜头而已。某些负责审讯的警察,动不动就提醒嫌疑人,想想自己在什么地方,要是公事公办不交代,那就要想想接下来的待遇。
类似的视频,现在被传到网上,21世纪的评论和弹幕普遍表示喜闻乐见,说当时只能用这样的手段。在一个直播吸烟、喝酒都要被限制的时代,在“疫情”、“枪”、“死人”都要避讳的时代,网络平台和普通观众对刑讯逼供行为明显不当一回事,还要发明“记忆恢复术”一类的名词,用来调侃。所以,警察才会默认自己得到了道德授权,可以随便使用暴力,拿到定罪的口供。
20世纪的事情先不说,只看最近20年,在2005年以后,随着治安环境的改善,普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政府用比较少的警力,换来了相对高水平的治安。为此,我们必须默许警察对嫌疑人使用一些额外的手段。这些手段可能是上不得台面的,比如说刑讯逼供;也可能是公开制度化的,比如说看守所的恶劣待遇。
睡前消息第一次内容“出圈”,并不是第140期的独山县现场调查,而是2019年底的第50期节目,华为251事件。当时我们指出,华为方面的手段虽然致命且下作,但只是利用了现行的看守所公开规则,把李洪元和律师相互隔离,并没有违法。最核心的问题,还是两个事实:
首先,中国的嫌疑人在拘留调查期间,一般住在看守所。看守所的待遇明显低于监狱,构成了长期虐待。监狱的犯人可以会见律师,可以找驻监狱的检察官投诉,看守所的嫌疑人就没有同等待遇。监狱的犯人表现好可以减刑,往往是实际刑期的2/3可以出获。而看守所的嫌疑人,表现好也只能用一天氧押抵扣一天刑期,很容易形成“早认罪少坐牢”的心理压力。
其次,中国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没有量化标准,而且成功率很低,非正式统计,只有20%左右的嫌疑人成功取保。在很多国家,取保候审是默认待遇,不取保候审需要找出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而在中国,到看守所押是默认待遇,取保候审才是特殊待遇。
嫌疑人只是接受了警方调查,身份上是合法公民,完全可能被法院宣告无罪,警察可以合法虐待大多数嫌疑人,结果就是提高了嫌疑人的认罪比例。在增加了冤案的同时,减轻了警方的工作负担。从全社会效果来看,这就是全面的刑讯逼供。所以石家庄警察认为,自己对认定的嫌疑人用点暴力,符合社会道德,也为国家节约行政力量。
在警力相对不足的背景下,替国家节约行政资源,是很强的道德合理性。如果为此要求普通人付出一些不致命的代价,过去根本不需要论证。比如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家都知道,在自己的家附近丢了钱包,只要在当地派出所有关系,几乎必然可以把证件和钥匙拿回来,至于里面的钱在不在,要看关系硬不硬。
这说明,当时大多数基层警察,和本地的小贼是有共生关系的。平时没有足够的警力去抓他们,反而需要这些小贼提供信息,在爆发大案的时候做线人,落实上级交代的调查任务。至于说小赋造成的群众损失,不过分就只能忍着。
在支付宝和摄像头普及之后,类似的共生关系逐渐消失了,但是,一直到2025年,我们还是默许警方使用一些过头的手段,保护整体的社会秩序。
比如说,今年秋天的新闻。河南新乡,有人卖了100吨麦子,换了28万,刚刚到账,账号就被贵州警察封了。
法治在线丨100多吨小麦卖28万元后账户被冻结 警惕“购粮洗钱”新套路!
贵州警察的理由是,买粮食的人属于电信诈骗团伙。他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买粮食,让被骗的受害者把钱打到指定账户,自己把麦子运走,变成合法财产。所以要封掉河南粮食商人的账户。

事后河南警察还提醒农民,说如果网上有陌生人,突然购买名贵烟酒、手机,包括很多的粮食,我们应该主动核实对方的身份,让他提供相应的营业执照,相关的资质,否则就有被封账户的风险。

这和刑讯逼供的逻辑也是一致的,警察对没有定罪的人施加压力,追使对方自证清白,自然就节约了维护治安的行政成本。最新消息是河南卖粮的账户已经解封,但是贵州方面也没有对此进行赔偿。
还有一个。
10月5号另外一个新闻。旅行者从尼泊尔回国,通过山区的樟木口岸,进入中国境内就发现手机被强制停机了。打不了电话,也付不了钱,正好赶上道路塌方和大雪,差点就冻死在边境上。一直到回国之后的第八天,他的手机号还是没有解封。
从尼泊尔回国手机遭“保护性关停”,8天仍未恢复 当事人:在海拔4000多米路边冻到崩溃
移动公司表示,停机是为了配合警方的反电信诈骗调查,从境外回国的手机号往往有诈骗嫌疑,所以先停机。现在看来,就算当事人得到赔偿,也只能是电信公司的赔偿,不太可能被反电诈机构赔偿道歉。
这两个新闻,和刑讯逼供也有逻辑联系。如果我们承认警方可以偶尔违法,要求个别公民为整体的治安环境付出经济代价,进一步延伸到安全代价,也完全可以理解。至于说暴钦瑞的死亡,只能算是失手。
作为回报,中国大陆以相对较低的警察比例,在21世纪实现了相对较好的治安。这是一个优秀的成绩。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快速流动的大国,而且为了经济活力,对国民的托底福利很低,有很多潜在的破坏性力量,本来控制治安的难度就相对大。
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民对于治安的需求也会提高,不仅是要求政府保护基本的生命安全,还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权利,更多的个人选择权,现在还要加上顺畅的商业交易环境。这和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的潜规则产生了冲突。就算没有南方周末追着石家庄警方搞與论监督,现在这些维护治安的潜规则也不可持续了。
所以,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全面实现了禁止刑讯逼供,如果大多数嫌疑人都可以取保回家,和律师讨论对策,如果禁止警方干预普通的商业交易,甚至不允许警方在缺乏证据的时候碰普通人的电话卡。我们的治安还能不能保持在现在的水平?
或者说,我们为了维持现有的治安水平,要付出什么代价?
这里,首先要回顾过去20年治安环境相对好的原因。
我认为,头号原因不是政府行为,而是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充分就业。我们习惯了快递小哥可以不担心小偷小摸,上楼送快递,把装满货物的三轮车放在楼下无人看守。在这个案例中,快递员的工作机会,本身是互为因果的。就是因为年龄劳动力至少还有送快递赚到几干块工资的机会,所以基本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冒险偷快递。
2005年之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几乎吸收了所有新增劳动力,在警力最不足的农村,年轻人几乎都在往外走,所以一个派出所三个警察配上几个辅警,就能保证几万人的乡镇不出大问题。只是在过年前后,才需要担心年轻人赌钱打架,争风吃醋。
2025年,不算在校学生,青年失业率始终保持在18%左右,而且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条优势很快就要消失了。
至于其他的治安改善条件,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支付宝和摄像头普及以后,基层的小贼才失去了盗窃目标,也丧失了做线人的价值。而支付宝和摄像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记录普通人的隐私,保证金钱往来和货物运输都可以追,这就是隐私换治安,只是没有摆到台面上来说。
如果我们不希望大幅度增加警察数量,增加治安开支,也不希望警察继承前辈的潜规则,动不动就刑讯逼供,用看守所吓晓嫌疑人。技术上唯一的选项,就是继续用隐私换治安,全面安装监控设备,深入到每一片公共区域,甚至通过个人设备直接获取每个人的行动记录,统一储存。只是这种行动不能简单地看做政府单方面加强管制,而是应该让全体公民参加讨论,看看什么样的数据保护体制,才能让公民放心交出更多隐私。
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第180期就提过的老建议:
......政府必须同时在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提高水平,硬件上是增加搜集信息的能力,软件方面是提高使用信息的安全系性。
......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由数学家出面设计一套监控系统,让搜集日常信息的机构和使用信息的机构隔绝,技术上就不存在直接查看信息的能力。然后人大成立专门委员会掌握个人隐私的使用权,每年再根据身份证随机抽取一批公民代表来参与委员会。如果公安局和检察院认为自己有必要使用一部分个人隐私数据,就要找这个委员会申请,或者是紧急情况下用了信息,回头必须要来报备。每一次个人信息的使用都必须有记录,必须有特定目标。超出目标的信息,就算看到了也不能当证据。这些制度能公开透明的运行,人民才能信任政府加大监控力度,实时掌握所有人的信息。
我相信,很多弹幕会说,我的建议太理想了。只要公开赋予政府全面收集信息的权力,有关部门在拿走数据的同时,未必就要放弃刑讯逼供或者随便封账户的权利。在中国特色下,任何监管都不可信。
对于这种观点,我想说,不要以为不授权,隐私就还留在你的手里。如果不把隐私换治安的问题变成一个全国的公开话题,有关部门还是会不断放大行政权力。公开讨论监管,总比被饨刀切肉要好。
2025年还有一个大新闻,9月5日起,内蒙古锡林浩特市要求全部18.33万男性居民交出全部DNA信息。警方通告表示,不交血样,以后就没法换身份证和护照。至于说理由,是为了“寻亲破案、防范走失”。
在这个事件之前,我一直以为,用身份证来要接普通人,强行收集遗传信息,是科幻小说里才有的剧情。但普通人对此并没有激烈反映,至少远不如南方周末调查的这次刑讯逼供事件。
另外2024年以来,地方政府卖政务信息,用政务信息做抵押去借钱,已经是普遍现象了,请静静帮我读一段新华网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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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据资产抵质押融资探索的并不仅限于京沪深等一线城市的金融机构,如安微省肥西县就于近期完成了“智慧肥西”平台商业银行融资授信落地。
过去十几年前的中国历史证明,凡是能帮助地方融资的项目,无论有多少阻力,最终都会被积极推动。锡林浩特能强制收集全体男性的dna数据,如果没有全国公民参与的授权,制药企业随时可能会找个中介,买下这些数据。我们的隐私,没被授权就拿走的,已经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全中国人民对刑讯逼供开始产生庆恶的同时,我们必须为治安问题找一条可靠的出路,否则不是刑讯逼供的手摇电话机用到22世纪,就是我们最隐私的DNA信息被莫名其妙卖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摆在台面上的交易,永远是最好的交易。
感谢各位收看,974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