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35期参考信息。
首先看看干部的新动向。
10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发文，谨防“侧卧式”干部。文章说：
当“躺平式”干部广受诟病，成了过街老鼠，渐渐没了市场，又有一种“侧卧式”干部冒了出来，常常表现出想躺则躺、想站则站，而且时躺时站、忽躺忽站，平常更多时候是在看热闹、当看客、作壁上观。“侧卧式”干部最大的特点就是见风使舵、见机行事、规避风险、趋利避害，他们往往不是从事业发展和工作需要出发，没有大局观，而是随时观察和评估着每件事对自己会有好处还是会有坏处。
于是现实中就出现了一种怪象，有的干部干事情要见到领导批件才肯干，遇事情要看到会议纪要才敢干，这种极端表现让人匪夷所思。
看到这里我有一个小疑惑，没看到领导批件和会议纪要有多少干部“敢干”呢？
文章作者是8月份写《“小油条”要不得》的徐文秀。他是中组部的知名笔杆子，江西上饶人，1983年上饶师专学校中文专业毕业，相继在县市省和中央机关工作，公开履历能查到任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他写了很多本书，比如《走向思想丛林》、《在理论和实践的交织点上》、《人生边角料》、《人生正负手》，在《人民日报》、《学习时报》发表数百篇文章，体制内的观众应该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
接下来看看一本南阳带火的书：《中国即将迁都南阳》。近30万字洋洋洒洒，内容相当炸裂。封面显示是2011年西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靳国范、田观。10月15日，西南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回应，这本是“伪书”，盗用了西南大学出版社的名字、书号，出版社社标也全是捏造的。
“伪书”的概念自古就有，梁启超将“伪书”分为十种，但是现在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定义。曾有出版界法律界人士给“伪书”下定义，说是出版界涉及图书作者、内容、营销手段含有虚假信息的总称。原新闻出版总署总结“伪书”的三大做法：第一类是外国本没有的书伪造外国作者及虚假评论；第二类盗用国外已有影响或畅销的图书书名及相关信息，包括原外文名字及所获得的荣誉，中文图书内容完全或者部分自己编写；第三类是冒用中国的著名作者。
畅销书、经管、励志和心理自助类、小说都是重灾区。比如《人类简史》火了，市面上就有同名的劣质山寨版，类似的还有《没有任何借口》，伪书和正版的写作方向完全不同。再比如《最伟大的管理思想》、《执行力》、《西点军校22条军规》、《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这类。90年代还有一本很著名的“伪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影响力直达高层。托名韩寒、郭敬明的就更多了。孙瑞的《草样年华》火了，市面上很快就出现《水样年华》。还有托名王小丫的《一路欢歌》。更有伪书集大成者王同亿，号称精通13国语言，被称为“辞书大王”、“当代著名辞书编撰家”、“没有军衔的将领”，20多年里主编自编辞典34部，字数2亿多，平均每天要编3万多字。
大部分业内人士不排斥“伪书”，因为市场需要。地震出版社2010年出版《西点军校22条军规大全集》，“西点22条军规”子虚乌有也能通过三审。编辑解释说“西点军校的军规也有一些资料，不能证明它是假的。”
豆瓣网友列出了中国现代“伪书”大全，你看过多少？
眼下正是秋收的季节，但是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的乡政府工作人员禁止村民用机械设备收花生。
10月13日，不少当地魏邱乡的视频火了，农机设备停在农田中，视频中有人说：“老百姓种地容易不容易，现在车都让停了，这么好的天不让干活，让停着。”有人问为何不让收花生，乡政府工作人员说“省里有领导检查”。有人问：“不让收难道要下雨收？”工作人员解释：“谁说不让收？让收，但扬尘太大了。”工作人员称不让机械设备收花生的依据是《大气污染防治法》，旁边巡逻车上的喇叭还循环播放相关的法规内容.
10月15日延津县回应，不是不让用机械收花生，是因为街道举报扬尘太大，引导村民错峰作业，魏邱乡的政府工作人员解释有误，导致群众误解。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很委屈，之前有小麦收割机事件的前车之鉴，现在谁会不让用呢？这说的是5月河南南阳上百台收割机无法下高速的事件。
基层治理常常需要同时达到看似自相矛盾或者相互冲突的多个目标。就如同老乡们提出的疑问：“几千亩地让人收，都机械化了还要让人收，这是啥政策？”扬尘太大，错峰作业，就能让数台机器在农田里停下，而假称“领导检查”更有吓唬群众的嫌疑。对此，央广网评论：农民顺势而为，积极拥抱农业科技是一件大好事，各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多些关注、关心和支持，用心用力帮助农民解决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瞎指挥乱作为，给农民的农业生产添堵添乱。
想起上个月《北京日报》旗下的“长安街知事”发文《官方通报为什么每每推高舆情》。文章指出这些通报常常犯了以下错误：
第一，姗姗来迟。第一时间不发声错过回应的窗口期，丧失了第一定义权，迟到的解释在沸反盈天的舆论面前显得被动又羸弱；
第二，避重就轻。或分不清主次，或顾左右而言他，总给人遮遮掩掩、答非所问之感，提供的信息增量拉不直外界心中的问号，反而在大家反感的内容上过多着墨，无异于自引炮火。
第三，论据不足。调查过程语焉不详，论证过程含糊带过，通报结论自然显得不够给力。“情绪稳定”、“妥善解决”、“达成和解”等粗线条表述免不了招致怀疑甚至阴谋论。
第四，措辞欠妥。明明谈的是社会悲剧，却态度冷漠，言语生硬。明明讲的是严肃问题，却抖了机灵，夹杂网语。有的甚至违背人情常理，搞出“低级红，高级黑”的闹剧
第五，急于求成。忽视传播规律，总想通过“一次性答复”让热度散去，通过定性的话语给事件盖棺定论。但公众并不会听一个结论就自动划上句号，越想尽快平事越有可能招事。
大家应该经常注意到，官方的绩效考核逻辑和民众的日常观感逻辑常常是分岔的，比如不少地方都会群发短信或者拉横幅或者打电话，让群众回答“满意”，这种民意调查想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接下来看看加拿大。
还记得第一期睡前消息吗，当时讲过加拿大卖大麻亏了。2018年10月，加拿大将成年人娱乐性吸大麻的行为合法化，理由是合法化可以减少因吸大麻定罪者的数量，节省社会成本，改善与大麻相关的公共卫生及安全问题，斩断犯罪组织的资金来源。
如今这项政策5年了，《加拿大医学会会刊》10日发表评估报告，合法吸大麻的人数不断增长，使用率从2017年的22%上升到2022年的27%，除了15到17岁人口的使用量没有增加，其他年龄层的使用量都有所增加。三分之二的吸食者通过合法渠道买大麻，非法获取大麻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增加中毒风险。在安大略和阿尔伯塔这两个人口大省，因大麻相关疾病和中毒入院的年轻人增加20%，安大略省“大麻素剧吐综合征”的月发病率增加至原来的13倍，因吸大麻导致精神疾病发作而被送急诊的人数增加一倍，因食用含有大麻成分的食品而中毒住院的9岁以下儿童增加了两倍。另一方面，与大麻有关的刑事逮捕和起诉案件数量显著下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与大麻有关的驾驶意外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
大麻产量2022年11月达到顶峰，之后产业萎缩。由于产量超过了需求，最大的大麻公司从未实现获利，投资人损失数十亿，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关闭、出售或者破产。不过这份报告的多数数据都是通过一些省份的孤立研究整理的，缺乏显示全国趋势的数据，有关大麻医疗使用效果的数据仍有限。
报告总结，新阶段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似乎没有像一些反对者预期的那样给公共健康带来灾难，但也不能说它在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全面或者明确的成功。
最后看一眼足球。
在英国，英格兰队主帅是“压力仅次于首相的工作”。那换到中国，足协主席是当下最受关注的岗位之一。10月16日，宋凯当选新一届中国足协主席，他用很大的篇幅谈青少年足球。他说：
我们要久久为功，夯实青训根基，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合力构建体教深度融合，普及和提高并进，一条龙推进中国足球青少年人才培养新体系，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继续办好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不少报道都提到，宋凯担任辽宁省体育局局长的7年间，辽宁男篮拿下3座CBA的总冠军奖杯，显然寄托着大家的期许。但也有媒体提到，国内足坛老牌俱乐部辽足也是这个时期解散的。
16日当天晚上，男足国家队对战乌兹比克斯坦，用完败给新主席送上“贺礼”。世预赛前的最后两场热身赛，国足一胜一负，结果看似可以交差，但过程令人心寒。越南球员的脚下技术和乌兹比克斯坦队的攻防转换速度已经远超国足球员。第一场热身赛结束后，越南队主帅表示，中国和越南两国足球水平如今处在同一水平。第二场后，乌兹比克斯坦主帅也说，中国队和越南差不多，没制造什么麻烦。
这几年国足的世界排名基本稳定，越南足球进步不少，PVF足球学院（青训学院）是个关键词。学院的技术总监比利时人埃里克也表达了相同观点：
我无法理解中国足球的水平为何如此低，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你们的水平应该和巴西队一样。现在中国队的水平和越南一样，甚至比越南还低一点。
埃里克列举了亚欧足球在理念上的差异性：
在亚洲有很多生意人，他们觉得今天投资，明天就能收到回报。但在欧洲，生意人知道需要经过时间才能收到回报。
他山之石，忠言逆耳，希望新一届足协能有所作为。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对，是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