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07转发动态： 举债1500亿的六盘水李再勇今天被通报提起公诉，除了受贿罪，也和湘潭曹炯芳一样有一条“滥用职权罪”：在担任六盘水书记、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开展工程项目建设，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不过看来这一条只追究他在六盘水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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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不少官员因违规举债被问责，如今终于有被控罪的市委书记了。
1月24日，湖南纪监委回眸2023系列报道披露，湘潭市委员书记曹炯芳在2022年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后，2023年又因违规举债被追加指控滥用职权罪，成为全国首例，不过目前还没有开庭的消息。曹炯芳于1964年生，1988年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哲学专业，后进入省委宣传部。1992年起的24年间，除了到湘潭当了六年常委，都在省委省政府，一直当到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2016年首次主政一方，出任湘潭市委书记，5年多后当上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2022年3月被查。
曹炯芳与六盘水的李再勇可谓一时瑜亮，惺惺相惜。李再勇觉得离中管干部只有最后一步，希望搞一点大动静引起上级的关注。曹炯芳初到湘潭急于求成，就想尽快见到政绩。2016年，湘潭的债务已经亮起了红灯，那么钱从哪来？和李再勇一样，曹炯芳也是创新融资渠道，大开举债阀门。李再勇认为政府借钱后任担责，击鼓传花就行。曹炯芳认为，反正地方政府是不会破产的。李再勇把融资额纳入干部绩效考核，曹炯芳要求平台公司全力举债，只要你搞到钱就是英雄。
曹炯芳在湘潭大拆大建，提出将每一条城市道路打造成景观路、精品路、样板路，累计铺排项目345个，总投资617亿。他在任内谋划的一馆五中心、韶山芙蓉路复线、杨梅洲大桥等都半途而废，桥墩立在河中央，就像各地的地铁纪念碑一样。湘潭也被财政部列入了一类预警地区。曹炯芳表面上安排制定了长期化债方案，实际上采取了“包装式”、“洒水式”落实，瞒报债务，玩数字游戏，最终使湘潭的债务陷入了“雷区”。
后续：举债1500亿的六盘水李再勇今天被通报提起公诉，除了受贿罪，也和湘潭曹炯芳一样有一条“滥用职权罪”：在担任六盘水书记、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开展工程项目建设，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不过看来这一条只追究他在六盘水期间的。
顺道看看湖南打虎。
1月26日，湖南省政协原主席戴道晋被通报接受调查。他是1957年生人，从县大队党支部书记干起，一路当到资兴市委书记，郴州市长、书记，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2021年1月退休。本世纪以来，郴州已经有四任书记被查，分别是李大伦、戴道晋、向力力和易鹏飞，后三位是连续三任。此前1月10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国甫落马。而彭国甫与戴道晋、易鹏飞在2018年1月同时当选省政协副主席，这三位也是二十大以来湖南三虎，数量上与黑龙江、贵州并驾齐驱。
反腐斗争是不断深化的过程。到2015年，腐败和反腐败成胶着状态。2016年1月，中纪委全会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年底“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7年党代会提出“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2019年初，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2021年初，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1月25日，中纪委通报2023年成绩单，共立案中管干部87人，处分省部级干部49人。去年的最后一天，中纪委说查了40多名中管干部，是2013年以来最多的一年，如今翻了一番。这87人除了来自中央部委和地方各省，其他集中在金融、央企、烟草三大领域。比如金融领域有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等8名中管干部被查。
新年土拍市场有大消息。
1月23日，北京规划部门官网显示，腾讯作为唯一买家以64.2亿的底价在海淀区学院路北端拿了两块地，将用于为员工提供稳定集中的办公场所。这是腾讯第二次在北京拿地，十年前就拿下了海淀区西北旺东路地块，建成了腾讯北京总部大楼，总投资18亿，2019年投入使用，现在是一个成型的大规模企业园区。腾讯新拿的地块是第二次上架出让，前任得主是紫光集团。这是2018年9月北京新版禁限目录发布后，五环内供应的第一宗研发及办公用地。2019年，紫光曾以66.09亿中标，但由于逾期缴纳土地开发建设补偿费超过90天，地块被退回，时隔近5年，便宜了近2亿。当然，64亿对于去年第三季度期内盈利就有458亿的腾讯来说，洒洒水啦。
近年来，互联网大厂成为了拿地新势力。刚过去的2023年，较之房企，大厂保持了较高的拿地频率，总额近90亿。京东31.12亿在北京亦庄新城拿下一宗商住用地，阿里及蚂蚁集团在杭州拿下两宗地近16亿，华为在南昌、东莞、合肥、太原拿地花了4.6亿。中小型互联网企业，比如游戏公司米哈游，以10.77亿拿下上海徐汇区一宗科研设计用地。腾讯一贯热衷拿地建楼，从2006年第一次在深圳南山区拿地建腾讯大厦到现在，在深圳、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武汉7个城市都持有地产。
大厂频繁拿地背后是政府为了支持大型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愿意给出较为便宜的地价，甚至是底价、定向出让。大厂也需要不断扩充办公面积与员工住房。此外在行业的低潮期，用自身较好的现金流趁低买地自建物业，除了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办公物业的稳定性，还可以低风险获取潜在的投资收益。2019年，LG卖掉了北京的中国总部双子大楼，净赚50多亿，应该是个很好的前例。、
说到商业地产，2023年办公市场压力不减，租金下行，空置率上升。
据中国房地产资管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去年办公物业成交面积同比下降11.5%，成交金额下降15.1%。截至11月的成交面积相比22年同期有所回升，但仍是负增长。到四季度，上海、深圳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爬升到20%以上。二线城市中，杭州、武汉租赁复苏缓慢，武汉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已达到33%。
从租金来看，去年北上广深和武汉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一线的北京降幅7.6%，二线的重庆、武汉分别下降8.1%和2%。而且，积压的待入市项目在2023和2024陆续入市，供应高企，但需求端复苏缓慢。还有租户粘性不足的问题，过去几年，远程办公降低了对办公租赁的需求，而且办公用途决定了改造的难度大，盘活难度要比商业大。
不止在内地，据高力国际数据，由于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香港仓库和甲级写字楼需求减弱，加上大量新增供应，去年香港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为15.9%，创有记录以来新高。2023年香港房地产市场好坏参半，随着旅客流入，一线街铺整体租金全年上涨7.5%。但是受港人北上消费等影响，香港的商铺零售、消费市场复苏不及预期。中原地产数据，12月香港市场共有约292宗商铺租赁成交，租赁总金额较11月下跌约19.5%。住宅市场上，沉寂多时的中资富豪重新出现在香港顶级豪宅市场。1月22日，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布，位于太平山顶卢吉道的一幢两层独立别墅以8.38亿港元成交，是近半年来二手房的最大交易额。买家应为深圳鹏瑞集团董事局主席徐航及妻子谷芳，去年10月放盘时，卖家叫价约13亿港元，最终成交价大幅下调约4亿。山顶的维港海景豪宅最火爆时，每平方英尺要10万港元以上，这次比高峰下调了约三成。
香港府最近很忙，又要反驳“国际中心遗址论”，又要回应“恒指跌穿15000点是否救市”。最新的烦恼是内地与香港互认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引发了误解，有人认为内地判决结果将自动适用于香港，在港的资产可被内地直接充公。律政司说这是谬误，内地判决不会自动在香港生效，在港的资产不会被内地直接充公。
继去年底恒生指数被台股指数超越后，1月22日，印度股市总市值收盘时首次超越港股，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
同一天，莫迪在北方邦阿约提亚主持罗摩神庙揭幕式，拉开竞选连任的序幕。罗摩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神庙选址非常敏感，一些印度教徒声称建于1500年左右的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地是罗摩的出生地，建清真寺之前就是印度教的圣地。印巴分治后，1949年，有印度教徒把罗摩神像抬到这里，双方冲突不断。1992年，印度教徒破坏巴布里清真寺，引发了大规模宗教冲突，超过2000人死亡。2019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允许在巴布里清真寺遗址上建造印度教寺庙，理由是下方是一座更加古老且并非伊斯兰的建筑遗址。同时也表示1992年拆毁清真寺有违法制，另外拨地五公顷新建一座清真寺。
莫迪一直用印度教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动员，2019年连任提出了三项承诺，印控克什米尔地位、罗摩庙问题、《统一民法典》。神庙落成被视为在不断兑现承诺，而在任总理主导的大型宗教仪式，从最高法院到印共（马）之外的主要反对党噤若寒蝉，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堪称完成了对世俗国家的改造。
除了在文化上打造共同体，还有物理意义的守牢国界。印度内政部长是莫迪少年时参加国民志愿服务团的老战友，20日表示将在印缅边境筑起围栏。2021年缅甸局势动荡以来，米拉佐姆一个邦就收留了3万多难民，印度已经分别在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边境上修建了两三千公里的围栏。
去年12月的地方选举，莫迪的人民党赢得四个主要邦中的三个，从老对手国大党手中夺取了两个邦，并创纪录地第五次在中央邦获胜。
过去十年，印度是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月初分别发文，用图表说明莫迪执政10年来经济有哪些变化，以及莫迪为印度做对了什么。其中有一条为：穷人创建5亿多个银行账户，并通过数字身份证系统“基本卡”与生物识别技术相结合，既扶贫也反腐。这种从央行到个人的直接转移支付体系很有参考意义，不仅能够减少中间环节层层伸手，也有助于探索未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最后看一位逝者。
1月24日，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逝世，享年98岁。虽然年近百岁，但老先生应该是带着遗憾走的，有生之年没有见到《清史》问世。2019年3月清史编纂委员会官网曾介绍，新修《清史》送审稿已于2018年11月报送上级部门，当时乐观预计2019年年内可出版，如今五年快过去了。
清朝灭亡已超百年，为前朝修史是我国的传统。民国时期曾组织编写《清史稿》，既然叫“稿”就说明未经审定，于是至今没有一部官方认定的“正史”《清史》。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周总理委托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考虑怎样纂修清史。吴晗与郑天挺、戴逸、任继愈等学者探讨制定了一个很大的计划，不过最终停留在纸面上。那年戴逸32岁，已经是人大历史系的副教授，他以38万字的《中国近代史稿》得到范文澜、翦伯赞、尚越、吴晗、邓拓的好评与赏识，奠定了青年史学家的地位，成为人大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
1965年，董必武副主席提议，周总理商议安排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是七名委员中最年轻的。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戴逸也带领清史所完成了《清史编年》和《清代人物传稿》等项目。2000年12月，他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次动议纂修《清史》。在学界的持续努力推动下，2002年3月，清史纂修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在文化部成立。8月，中央决定启动该项工程，随后成立由文化部牵头，14个机构参与的清史纂修领导小组。12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当年7位清史编纂委员中唯一健在的戴逸出任编委会主任。
戴逸主持的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他自己总结，这是受欺负的历史，又是启蒙的历史、觉醒的历史、奋斗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
不过，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王朝，修史除了记录，也是一份《1644年至1911年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能是迟迟见不到的原因吧。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一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