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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注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首提的内容不少，比如加强农村生育支持、巨灾保险、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等等。咱们来看个不是第一次的：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粮食产销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谁来补偿主产区？2月4日，中央农办表示，横向上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个老大难问题，今年要力争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个“今年要力争迈出实质性步伐”，说明之前的进展不大。
我国有13个省是粮食主产区，包括东三省（不含大连）、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不含青岛）、江苏、安徽、四川、湖南、湖北和江西。去年产了全国77.9%的粮食，而京津沪、浙江、福建、广东、海南7个主销区只占4.3%。不过主产区长期“粮财倒挂”，10个主产区连续多年低于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四补贴”政策，还有最低收购价、农民保险保费补贴等等。但打工就是比种地挣钱，种粮越来越不划算。2009年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此后确立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纵向补偿机制。不过到2022年，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仅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2%，加上其他补贴，也远低于美、澳等发达国家40%~60%的水平。
呼吁建立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声音不断，但一些省份认为，它们致力于经济发展，已对非农业承担了相应的税收责任，如果继续向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会加重地方财政的负担。不过，2014年一号文件，鼓励主销区通过多种方式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食生产基地，更多地承担国家粮食储备任务，完善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2018年《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到，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新通过的《粮食安全保障法》也明确了，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总算“迈出一大步”，基本思路是统筹考虑主产区和主销区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因素，由主销区给予主产区一定的资金支持，推动横向利益补偿，见到真金白银，多出实招让主产区抓粮不吃亏，言下之意是承认他们以前吃亏了。
农业真的没办法，要么提高粮价，要么多发补贴。
这补贴也得能落地。
年关将至，黑龙江五大连池市朝阳山镇的村民马占有却开心不起来。已经耄耋之年的他赢了官司七年多，但镇政府至今未履行法院的判决。据赤焰新闻报道，2016年2月，马占有因怀疑原来的乡政府多年长期截留自家和村里的粮食补贴款等等，要求公示数据，时间不少于三天。未能如愿之后，他将乡政府告上了法庭，同年8月胜诉，市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知情权，然而胜诉后乡政府始终未履行判决，一拖就是七年。
去年7月，镇政府公示了一份《朝阳2011年粮食直补》，在马占有看来就是“故意混淆”。判决书要求公示的内容，是可以从中看到谁家的土地是否纳入新的二次补贴范围，而镇政府给的是早前已经纳入补贴范围内的统计表，根本没有按照判决书的要求。记者致电朝阳山镇镇长，对方回应说“情况比较复杂，电话里说不清，已经在法院走法律程序了”。
对法院的判决，迟迟不执行，仅以“情况比较复杂”就不公布涉农补贴难以服众。“在走程序了”也是常见的托词，不一定是有猫腻，也可能是地方财政没钱了。2005年，国家出台了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河南某产粮大县农业局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年的奖励金较几个亿的农业投入来说如九牛一毛。“县里有产粮的任务，主力发展农业本身影响财政收入，上级补贴又需要地方配套，地方财政长期处于没钱的状态，财政很吃力。”但是像马占有这种情况，至少可以通过减少补贴要过手的层级，减少层层拔毛的可能性。
欧盟的农民也在维权。上周欧盟加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援助和巴以冲突，原本农业就不在议程上，直到各国农民把拖拉机车队开到了欧洲议会大楼附近。
这两周多，欧盟多国农民走上街头，但诉求各不相同。德国农民反对取消农业燃油补贴，法国农民不满欧盟与南美国家的贸易谈判，环保要求过于苛刻，波兰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农民不满廉价的乌克兰粮食涌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则在去年遭遇严重的干旱，农业生产受创，法国的农民最猛，开着几百辆拖拉机搞“巴黎围城”，封了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看来抗议是可以封堵高速的。政府的应对也比较温和，但警告机场等关键基建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欧洲议会6月选举，本轮农民抗议潮可能成为极右翼吸引选票的机会。欧盟察觉到风险，立刻把农民问题加入到峰会议程。欧委会赶在峰会前一天宣布新措施，放松环保要求并限制乌克兰粮食的冲击。欧盟每年的共同农业政策预算约550亿欧元，占欧盟总预算近一半，其中超过76%是直接发给农民的补贴，但想要获得补贴要求很严格。欧盟一直是环保先锋，2023年开始要求农民将至少4%的可耕土地用于休耕等非生产性质，还要求轮作，肥料使用减少至少20%。各国农民认为，这将推高生产成本，减少产量，使得欧盟的农产品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欧委会上周表示，今年不要求4%的可耕土地休耕了，仅需将可耕土地的7%用于种植蚕豆等固氮作物，或者种植能作为动物饲料、绿肥的填闲作物。
去年11月，欧盟公布了极具争议的《自然恢复法》，要求到2030年将各国的陆地和海洋至少恢复20%，被批评威胁农民和渔民的生计，该法案暂未正式批准。闹一闹还是有效果的。法国最年轻总理阿塔尔上任的首个施政演讲，宣布一系列措施提高农民收入，包括3月15日前发放欧盟的农业补贴，为畜牧业者提供新的税收减免，给葡萄种植者新的紧急补贴，总计超过4亿欧元。随后法国农民回家了，不过意大利和西班牙农民的抗议还在升级。
发达国家里，北美和澳新自然禀赋太好，农牧业发达，欧洲和日韩自然禀赋不好，即使农业巨额补贴，农民仍然三天两头示威游行，也没办法。
看一下财政状况。
2月1日，财政部公布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狭义口径的财政收入约21.68万亿，增长6.4%，其中税收18.11万亿，增长8.7%，非税收入3.57万亿，下降3.7%。财政收入以现价计算，GDP的实际增速以不变价计算。考虑到价格因素，2016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低于名义GDP增速，但去年有所改变，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第一大税种增值税贡献了主要增幅，占全部税收的38%，同比增速高达42.3%。主要是因为2022年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拉低了基数，其余的主体税种均下降，企业所得税和个税下降，显示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状况仍待改善。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收入7.07万亿，下降9.2%，大头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5.8万亿，下降13.2%，不过去年12月同比转正，结束2022年以来的持续下降。
随着各地两会召开，31省公布了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当然这也跟2022年低基数有关。规模上，广东以1.39万亿位居首位，江苏第二，逼近1万亿，浙江上海均超8000亿，位列三、四，接下来到第十名是山东、北京、四川、河南、河北和安徽。这些年中央强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考虑到各地的人口，可以从各省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角度，看看财政体制的初次收入状况。基于2022年常住人口，去年上海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3.36万，位居首位。北京约2.83万元，位列第二。天津（约1.5万）、浙江（约1.3万）、江苏（1.2万）、广东（约1.1万）也都超过1万。从增速来看，西藏、吉林以31.7%和26.3%位居前两位。分区域看，东北12%，东部6.7%，中部6.9%，西部地区10.7%。东、中部财政收入增速偏慢，主要是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和结构性减税降费。这两年平均增速看，西部快于东部，主要是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给冲击，带动资源型省份财政收入增长。而东部受到出口下行、房地产减收影响，8个省去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低于2021年。江苏、广东、天津、吉林两年平均增速负增长。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广东、贵州之后有了第三个样本。
江西1月25日发布改革实施方案。今天（2月6日）省政府召开了发布会详解改革。三省的方案有一定差异，广东、江西基本延续此前财权分配的比例，贵州则进一步下放财权以增厚基层收入。2020年江西先行一步，在保持县区财力占大头的利益格局基础上，按照“强化省级、赋能市级、保障县级”改革省与市县收入划分，将省与市县增值税、所得税、环保税的地方部分，分享比例由1:9、2:8、2:8，统一调整为3:7。
这次主要税种的地方所得部分省级分享比例，江西仍然维持30%，广东是50%，贵州在20%-23%之间。贵州的财力较弱，依赖上级的补助，基层政府债务风险高，加大基层收入比例有助于减轻压力。江西的财力居全国中游，省内区域财政相对均衡，广东省内发展差异较大，省级财政需要集中调配资源促进区域均衡。江西和贵州都说，将教育、科研、社保、粮食安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事权适度上移省级，减轻市县的支出责任和配套压力。
江西是全国较早确定由省级财政对市县教师调资支出和市县编制内义务教育调资所需支出全额补助，这次依然强调这一点。而且对市县编制内义务教育教师正常增加薪级工资，省级补助30%（西部政策延伸县补40%）。对于市县财政收入弄虚作假，江西此次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惩戒机制。今后凡发生财政收入虚收空转、乱收乱罚乱摊派或者规避省级分享的市县，除了整改，省级还将按涉及金额的30%惩处，上缴省金库。
此外，还调整了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江西改革方案称，健全“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的机制。除省级财力性转移支付和直达资金由省级直接办理到县市外，其他转移支付资金和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下达及对应的库款调度等原则上均通过设区市办理。这在实质上放弃了原有的财政省直管县的部分管理方式。江西所有的80个县都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存在省级管理过宽、难以精细化、财政政策传导慢等问题，这次约等于重启了市管县。省直管县的好处是县范围内的财政收入市级不再分享，能够有效调动县的积极性。但对于一些强市来说，省直管县之后，市级政府对县的支持会减少，也使得一些县级政府放弃了省直管县。
说到地方财政，最后看几名地方落马官员。
湖南湘潭原书记曹炯芳去年就在电视片《忠诚与背叛——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中出镜，今年又上电视了。之前报道他累计铺排项目345个，总投资达617亿。1月31日，2023版湖南反腐大片披露，他让湘潭违规新增举债435亿，33个工程烂尾。曹炯芳承认，作一些决策时存在主观盲动性，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决策，是权力的滥用和私用造成了今天的结局，我确实难辞其咎。曹炯芳忏悔称2016年调任湘潭市委书记后，为了“争取尽快搞副省级”，明知湘潭政府的债务已经风险预警，仍拍板决定违法融资举债，推行“精美湘潭两年行动”。这与六盘市的李再勇几乎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李再勇搞定了副省级，曹炯芳没有这个机会了。曹炯芳的妻子说，他感觉到组织会查他之后，两人一起把家里的现金清了一下，发现有一些外币。曹炯芳说到时候讲不清来源，只有烧掉了两人才安全，一边烧还一边说，这是我俩带进棺材里的秘密。这下倒是全国人民都知道了。此前，湖南纪监委回顾2023系列报道披露，曹炯芳去年因违规举债被追加指控滥用职权罪，成为全国首例。
1月29日，贵州原厅级官员张仕和因受贿罪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13年，他被控在担任贵州盘江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处置国有资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2月2日，茅台集团原董事长高卫东被判无期，被控非法收受财物1.1亿，其中4656万未实际取得。2月6日，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情节上还看不出什么，可能要等到被起诉或者上明年的反腐大片了。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明天，不对，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