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215期参考信息。
政府工作报告中,粮食安全部分,有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提高小麦最低收购价,实施三大主粮生产成本和收入保险政策,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加大产粮大县支持力度,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不少我们已经谈过。
眼下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中国小麦第一县”、“河南第一产粮大县”滑县却面临一个比财政紧张更紧迫的问题,水资源利用率逼近极限。滑县有200万亩耕地,148万人,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32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10。全国平均每生产一公斤粮食,要耗费一吨水,但滑县因为灌溉期和汛期不一致,产粮一公斤耗水1.3吨,年产粮30亿斤以上,年用水总量3.44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2.42亿方。滑县年水资源总量2.01亿方,有1.43亿方的缺口,只能向地下要水,地下水平均年超采9000万吨。连年的超采导致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目前滑县小于30米深的机井几乎绝迹,农忙时节40米深的井都不一定能抽出水。全县4.8万眼机井有9000多眼报废,接下来每年还会有近1/10报废。
如果不能尽快缓解,未来只有两条路,一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粮食生产陷入困境;二是大面积轮耕修耕,无论哪一条路都意味着粮食产量大幅下降。
缓解矛盾有两个途径,一是跨流域调水,二是在本地规划水库涵养水源,在汛期为非汛期蓄水。前者主要靠南水北调,去年4月滑县举行农村供水南水北调水源置换通水仪式,每年将用5080万吨南水北调水作为饮用水源,替换地下水,可以减少超采,但不能完全弥补缺口。滑县规划过一个黄龙潭引黄调蓄工程,总库容128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24.7万亩。但自然资源部2020年督查发现,该工程不符合城乡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未经批准占用耕地,因此叫停,滑县仍在向河南省争取重启。
“粮水矛盾”加深的地方远不止河南滑县,内蒙古是近年来增产最快的粮食主产区,产量跃居全国第六。但内蒙古政协调研组去年10月建议国家调减内蒙古缺水地带产粮指标,并提出以水定地,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不能以牺牲宝贵的地下水来换取农产品。内蒙古地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全国前十产粮大省中唯一严重缺水的,全区农业灌溉水资源可承载面积是5395万亩,但实际的耕地灌溉面积是8512万亩,严重超载。内蒙古产粮第一大市通辽,去年的产量再创新高,然而大量超采地下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通辽地处西辽河流域,西辽河已经断流22年,是全国七大江河中唯一断流的干流,这与通辽、赤峰的粮食生产规模远超水资源承载力有关。
解决之道,要么是跨流域掉水,要么深挖农业的节水潜力,要么只能退灌退耕。虽然水利部门强调要“量水而行”,但其他部门以及农户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不够,农业灌溉取用地下水只付电费而不缴水费,多用不管,超用不罚。想要实现量水而行,以水定地,除了节水约束激励机制,还要建立取用水监测计量体系。
除了缺水,也缺人。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盟委书记张晓兵的调研报告火了,这类地方主官的调研报告很容易成为新闻。张晓兵走遍全盟56个苏木乡镇和一半以上的嘎查村,调研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报告提到,从工作状态来看,基层干部管理亟待优化,人浮于事和结构性短缺并存。
乡镇平均在编人员73人,最少47人,最多168人。此外还有大量分流返岗人员、工勤人员、“三支一扶”、临聘人员,还是比较充足的。但运行中普遍存在“人事不均”,除了党政办等主要业务部门和窗口单位,能够“稳定坐班”的通常不超过20人。普遍存在“关键岗位很缺人”,“一般岗位养闲人”、鞭打“快牛”的现象。有的干部因为能力、年龄等原因,往往是干半天休半天,经常脱岗早退,找不到人。组织不愿也不敢给这些人压担子,因为既干不了更干不好。相反,那些工作踏实、能干肯干的则越干活越多。
全盟驻村干部中,约有30%“驻村不住村”,甚至有10%的人全年出勤率不到30%,约1/3的驻村干部不熟悉村里的情况,不掌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不少年轻干部把基层作为进入体制、参加遴选的跳板,不愿意留在基层,从“来”的时候就想着怎么“走”,刚满服务年限甚至刚参加工作,就到处寻求机会“跳槽”,近年来虽然增发了每月1000多元的乡镇工作补贴,但年轻干部“人心思走”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
对于这些问题,张晓兵说,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思考,形成了初步对策,但有些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基层治理往往出现政府、干部“大包大揽”,群众基本上不知情、不了解、不参与。他提议在落实基层各项工作时,都要让群众尽可能的参与进来。
3月5日,呼和浩特辟谣,称近日网传的“有消息称呼和浩特BRT公交4月初准备运营”的消息不实,也没有相关通车的计划。又看了一遍,不是辟谣公交停运,是辟谣已经停运的公交要恢复。
快速公交系统简称BRT,介于快速轨道交通与常规的公交之间,呼市的BRT建设称得上命运多舛。2010年,呼市公交总公司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建设BRT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将投资4.05亿建设两条BRT线。2015年完成立项批复,预计总投资8.7亿。到2016年6月底,完成了42座站点土建,新建39座过街天桥方便市民换乘。
不过原定当年8月的开通试运行,推迟到了2017年5月。试运行中发现,定制的60辆纯电动公交车,车长12米,操作不方便,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更换为中型商旅客车,长约6米,宽约2米,有15个座位,票价定为2元,不能使用一切证件和公交乘车卡。但换车之后,市民几乎一边倒认为新的BRT公交车太小。当时,交管部门还把二环快速路的最高行驶速度,从80千米每小时调整为70,划出专门的BRT车道,24小时禁止社会车辆行驶。但随后二环快速路出现堵车,于是又暂停了BRT公交车空载试运行,二环快速路恢复80千米的限速,社会车辆可驶入BRT专用车道,规划的42个站点也取消了16个。
2019年3月《呼和浩特晚报》一篇关于BRT站厅服务员的报道说,自从有了BRT快速公交后,二环路四个方向行走原本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大大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但报道也间接承认了自动化票务系统废弃了。
2020年1月底,因为疫情防控,全市的公交线路全部停运,但到3月底,别的公交线路陆续恢复,BRT却没有跟着恢复。当时传出BRT被取消或者永久停运,公交总公司称只是临时停运。这又过了一年,呼和浩特市民到人民网《领导留言板》询问停运一年的BRT何时开通。当时官方回应称有三个原因,首先是疫情防控,车辆密闭不具备通风的条件,其次是道路原因,快速公交停运后二环快速路的交通事故下降了40%,三是快速公交只在早晚高峰时有客流,平峰时段基本没有客流。在那之后,又过去了两年,呼市公交总公司这回依然说还没有通车的计划,有必要翻译一下什么叫做“临时停运”。
呼市的BRT在大基建的高峰期提出,经历了延期开通、降格车型、减少站点,每个阶段看似“合理”的设计都出现了问题。现在最大的遗产似乎是便于行人穿过快速路的天桥。
大年初一,我带大家回顾了2016年时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24年进入高收入阶段。
根据2月底公布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去年国民总收入也就是GNI是125.13万亿,略低于GDP的总量。由此计算,人均GNI是12597美元,由于经济形势和人民币贬值比上年下降0.1%,是29年来首次减少。GNI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和企业一年内在国内外获得的收入总额,计算方式是GDP加上与海外交易带来的利息和分红等净收益。
世界银行以人均GNI为标准,划分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四类。2022年,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属于高收入,标准是超过13846美元,比上次提高了5%。2023年中国人均GNI比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低了9%,2021年差距曾经缩小到1%,2022年再次扩大,去年以人民币计算的人均GNI增长4.7%,比2022年的5.0%有所放缓。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GDP目标定在5%左右。3月4日,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表示,结合目前国际国内的经济状况,在有8%增长潜力的情况下,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无望超越美国,中国崛起见顶。林毅夫表示,这种论调主要是认为,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10%下降到了去年的5.2%,尤其是疫情之后没有迎来更高的反弹,国内投资比较疲软,消费也没有出现预期的报复性消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乏力。他说,这也是来自日本的经验,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中国是美国GDP的65%,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当时很多人都在谈日本经济会超越美国,结果不仅没有超越,与美国的差距还一路加大。而中国经济近年来遇上的问题,日本基本都经历过。但他表示,日本的情况不会在中国发生,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水平,人均GDP提高的速度会高于美国的速度。
林毅夫说,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美元,相信只要保持每年5%以上的增长,快则一两年,慢则两三年,这个门槛一定能跨过去成为高收入国家。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我相信2026年也能够实现。不过日本当年有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一下?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3月4日法国国会召开两院特别会议,以780票赞成,72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修宪案,把“法律决定妇女在何种条件下享有堕胎自由”纳入宪法第34条。法国由此成为世界上首个把堕胎权写入宪法的国家,埃菲尔铁塔亮出“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oncorps mon choix)标语,司法部长表示,3月8日当天将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举行的公开仪式上把修正案正式写入宪法。
20世纪70年代,法国堕胎合法化运动愈演愈烈,自1975年以来,法国妇女就享有堕胎的合法权利,相关法律已更新9次,每次都是为了扩大堕胎的权利范围,但宪法中并无明确保障堕胎权的条款。2022年,偏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个世纪前有关女性堕胎合宪权的“罗诉韦德案”,促使法国活动人士推动堕胎权入宪,马克龙也做出了相关承诺。
这次的法国宪法修正案介绍中就直接提到美国的裁决,不幸的是,这一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在很多国家,甚至在欧洲,存在着不惜一切代价以试图阻碍妇女终止妊娠自由的舆论。民调显示,高达86%的法国人支持将堕胎权写入宪法,议会内右翼的阻力也没有出现,有右翼参议员私下表示,感到有压力要为法案开绿灯。一位议员说,如果她反对法案,她的女儿将“不会再来过圣诞节”。
这是法国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宪法修正案,也是马克龙任期内的第一项。马克龙的复兴党在国会没有绝对多数,去年的养老金改革和有争议的移民法案,以及今年1月的改组内阁更加偏右,这都让党内的左翼感到不安。这次马克龙不仅是为了巩固左翼的支持,也是因为6月欧洲议会大选临近,他希望借堕胎权改革与其主要对手玛丽·勒庞的极右翼政党打开明显的分野。支持这次改革的法国人认为,必须防范欧洲新一波“反动”社会变革,因为这可能会让那些想限制堕胎权的人上台。
法国之前在法律层面上保护堕胎权最进步的是前南斯拉夫宪法,1974年其宪法规定,“一个人可以自由决定生育孩子”。解体后的巴尔干国家不少也继承了这一条,古巴宪法明文保障女性的“生殖权和性权利”,智利在2022年的新宪法草案中纳入了选择性堕胎权,但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五三八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