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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刚说万科渡劫,同日恒大地产也收到证监会41.75亿的巨额罚单,因为严重财务造假和债券涉嫌欺诈发行。7名主要责任人被点名,其中实控人许家印及时任董事长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均被给予警告和终身证券市场禁入,两人被罚4700万和1500万,倒是小钱了。
去年8月,恒大地产涉嫌债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近期调查结束,查明恒大地产2019、2020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两年各虚增收入2139.89亿和3501.57亿,占当期营收的50.14%和78.54%。对应虚增利润407.22亿和512.89亿,占当期利润总额的63.31%和86.88%,原来这大半都是假的。
几百几千亿的数字已经看麻了,直观类比,2020年收入前五的房企分别是恒大、碧桂园、绿地、万科及保利地产。后两名的营收是4191.12亿和2432亿。恒大虚增的3500亿相当于凭空捏造出1.5个保利地产,加起来近6000亿,更是一个不光彩的遥遥领先。
然后,恒大地产在相关的债券发行文件中引用造假的两年年报数据,因此债券也涉嫌欺诈发行,涉及5只公司债,发行规模208亿,罚的41.75亿就是这部分募集资金的20%。
恒大地产早已资金断流在破产的边缘,罚款能上收的可能性较小。若罚款上收,按照证监会、财政部2022年7月联合发布的规定,行政罚没款可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参照过往的案例,债权投资人可能对恒大及相关的中介发起虚假陈述民事诉讼,要求赔偿。恒大没钱赔,但中介机构有赔偿的能力,不排除后续会处罚中介机构。
前面说的5只公司债均由中信建投承销,债券评级机构是中诚信国际,发行律师是金杜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是普华永道。恒大地产最近雷声不断,截至今年1月末,集团标的金额3000万以上未解决诉讼案2094件,总金额约5158.19亿。涉及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约3179.87亿,逾期商票约2044.23亿。
3月14日,廊坊发展披露,其股东恒大地产所持有的公司20%股份被轮候冻结。阿里法拍平台信息显示,无锡恒大新之城商业综合体首次拍卖流拍,起拍价16.2亿,资产评估价约23.07亿。3月18日,深圳人才安居集团公告,被裁决向山东高速集团支付恒大地产股权剩余转让款80亿及相关的利息。
此前3月9日,住建部长在两会期间表示,对于严重资不抵债,失去经营能力的房企,要按法治化、市场化原则,“该破产破产,该重组重组”。该破产破产,这话去年1月部长就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说过了,该看看第一个是谁了。
过紧日子是近期的高频词。
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开,国家连续大规模减税降费,财政增收压力加大,中央频繁要求各级政府或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有17个省份在2024年预算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两会上,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强调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财政部长表示,这凸显了不是一时之需,而是长久之计。当然,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不是捂紧钱包不花钱,而是该花的花,该省的省,做到大钱大方,小钱小气,集中财力办大事。
贵州省长表态,我理解“过紧日子”不是权益之计,而应该成为常态。贵州是西部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更多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我们更要把这些资金管好用好,绝不能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花钱,并表示要严格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此前,贵州公布2024年省级重大工程项目名单,数量减少1000多个,下降25%,投资额骤降4800亿,大减60%。贵州去年GDP 2.09万亿,增速4.9%,今年的目标是5.5%,在大项目投资大幅度缩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上调的目标是个悬念。
我们本来想统计一下12个债务高风险省份今年的省级重大工程情况,同事整理了一周,发现各省的透明度差别很大,还有总投资、年内投资等口径的差异,很难完整统计,也就无法发现规律,暂且作罢。
看看各省的节流做法。天津今年将严控人员运转支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一进一”和“多退少进”,公用经费、差旅经费、会议费、信息化系统运维费预算再压减10%。陕西指出,当前的会议、论坛等方面有铺张浪费的现象,2024年要压减政府出资的展会论坛活动,还要对大中型维修改造、公车购置、因公出国等预算限额管控。重庆表示,2024年要继续压缩因公出国、展会论坛等公务活动经费,一般性支出压减比例不低于10%。严控行政事业单位聘用人员规模和政府购买服务事项,严禁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业务用房租用及装修改造。不过问题是“公用经费”、“一般性支出”等并无统一的口径。
开源方面,天津提出2024年改进国资预算管理,扩大国有资本收益应交利润范围。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由23%提高到30%,山东也将省属国企利润上缴比例提高到30%,其中金融企业、资源类企业提高到35%。重庆说,当前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统筹管理不够到位,一些资产处置后收入未及时缴库,一些单位房屋资产长期闲置,2024年要大力盘活房屋、土地、大型仪器设备等国有资产。重庆正在推进国资预算改革,行政事业单位所属国企原本是委托所属单位管理,现在原则上都划到国资委,把国企的收益和支出摸得更清楚,方便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刚结束的两会上,“保护民营经济”再度成为热门议题。
从两高报告到众多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都强调要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倡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近年来,地方司法部门异地抓捕民营企业主,查封外地企业财产引发关注,被法律界称为“远洋捕捞”式办案。
3月12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题为“财政困境和趋利性执法”研讨会。多名参会人员表示,公众的普遍感受是,财政困境导致地方没钱了,所以趋利性执法变多,用罚没收入来补充地方财政。另一个原因则是宽泛的案件管辖制度,破解之道是加大法治化与信息公开力度。
洪范研究所所长王勇介绍开研讨会的背景,由于土地财政难以维系,地方财政面临很大困难。由于罚没收入归于地方财政,就对地方司法机关进行“远洋捕捞式”办案产生了诱导,形成一种互相残杀的不理性竞争。这种地方的“合法”选择很可能会造成全局性灾难。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总结,趋利执法主要有“不还钱”和“创收钱”两种类型,即政府欠钱不想给和通过执法来创收。“远洋捕捞”式执法属于“创收钱”的一种方式,又可分为常态型和政策型。常态型体现为“年终冲业绩”,每年底会有一些特定类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政策型执法体现为政策影响区域性执法数量,如各种专项行动。
办案需要成本,有些地方公检法会筛选,倾向于“远洋捕捞”的案子通常涉案金额大,涉案方财产多。因为办案单位可能通过案款提留获得奖励,办案人员也能获得升职等激励。北京京门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律师说,部分地方司法机关不打击本地民企,专门打击外地的民企。办案人员发现网络上有哪些外地企业行为有可能违规,甚至经营活动有瑕疵就提前部署。这些司法机关办案件不叫做“办案件”,而是叫“经营案件”。为进一步取证,有的钓鱼执法,有的碰瓷式执法,有的更是找人冒充被害人。个别公安机关专门瞄准有钱的民营企业,不惜花大量警力侦办。朱明勇说,中央要求保护民企,但一些地方在变相打击民企,各省市之间交叉办案抓人。在有些官员看来,打击外地民企不属于本地政府对民企保护力度不够。
多位律师表示,宽泛的管辖制度也为“远洋捕捞”式执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依据。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张,在司法实践中几乎是“沾边就管”,“什么都可以管”。朱明勇建议,合理分配罚没的收入,当办案机关无利可图,自然就会降低逐利性执法的冲动。具体方法一是地方罚没所得统一上缴中央财政,由中央财政统一分配;二是在不改变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收支两条线。本地公安机关可以对外地的民企案件有管辖权,办案支出由办案机关承担,但是罚没的收入由企业所在地的法院依法收缴。
贵州银行正值“多事之秋”。
3月7日,该行在港交所公告,行长、监事长同时发生变更。许安不再担任党委副书记,辞任行长、执行董事等职务,吴帆辞任监事长,获任党委副书记,提名为执行董事候选人。5天后,贵州银行披露,3月27日举行今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三项普通决议案。第一项就是审议并批准委任吴帆女士为执行董事。
一般来说,银行的组织架构中,监事长与行长不能同时兼任。辞任监事长并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同时提名为执行董事,应该是接棒行长的信号。公告中,许安辞任是由于工作安排原因一笔带过。他今年60岁,2012年加入贵州银行出任副行长,2018年起担任行长、执行董事。
2012年10月,遵义市商业银行、安顺市商业银行、六盘水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贵州银行,2019年在香港上市。但多年来在内控管理上接连曝出问题,近半年已有四位原高管被查。再之前2021年1月,原董事长李志明因为工作安排原因辞去了所有职务,两年半后在去年10月通报被查。2021年李志明离职没多久后,贵州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就收到多张监管罚单,往后更是罚单不断。最近的一次是今年2月,黔南分行、荔波支行、独山支行及其相关负责人被罚85万,原因包括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不到位等。
这些自上而下的内控管理疏漏带出一系列连锁反应,也让贵州银行的经营业绩、资产质量甚至二级资本市场表现都受到打击。该行在租赁及商业服务业、批发及零售业、建筑业上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高位。2023年上半年,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高达19.13%,在其所有行业贷款中不良率最高。二级市场上,贵州银行的“含茅量”最高,茅台集团是其第二大股东,但股价疲软不振,不止一次出现连续多日没有买卖成交的情况。
3月11日公告中,贵州银行还披露近两年的50亿资本补充计划。2024年和2025年分别计划发行30亿和20亿二级资本债,用于补充二级资本。2023年曾发行10亿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近期大批中小银行集中“补血”,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资本管理新规”,另一方面与银行的经营环境有关。贵州银行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和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大,本行整体息差预期逐步收窄,内生盈利对资本补充能力进一步下降。此外,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本行总体信贷资产质量承压,将对利润生成带来更高挑战,因此需提前做好资本储备。
高管相继被查,罚单“满天飞”,拥有30多年金融经验的女将吴帆这时候接棒,是一道不小的考验。
最后看两条反腐消息。
3月14日,深圳市委原常委、原副市长黄敏被通报落马,他受到关注的原因,除了深圳的地位,也是因为他是“北极鲶鱼”的爷爷钟庚赐的老上级。
黄敏出生于1963年8月,1986年8月参加工作,第二年起先后在深圳市政府交通办、市运输局、市交通局工作,从副处长、处长一路升到局长(主任)。2015年离开交通运输系统,转任宝安区委书记,两年后升任深圳副市长。2020年任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主管前海的各项重要业务。2021年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去年11月被免去副市长。
之前一个月,深圳终于通报了“北极鲶鱼”事件。“北极鲶鱼”的爷爷,深圳市原交通局货运管理分局局长钟庚赐被开除党籍。市交通局原党组副书记,市轨交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李福民,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黄敏当深圳市交通委主任时,李福民是党组副书记。但这些只是任职上的交叉,黄敏的具体情节还要等待通报。
3月18日,13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被通报接受调查,这条是重磅,因为他是公安部首任副部级反恐专员、2012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湄公河行动》中张涵予的人物原型。
刘跃进1959年1月生,1974年11月参加工作,早年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调入公安部后,历任办公厅主任、原武警学院副院长、禁毒局副局长、局长。2014年10月,出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兼任部长助理。2015年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办主任。2015年12月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副部长级),2020年离任。
刘跃进从一线缉毒警干起,多次现场抓捕毒贩,组织侦办过多起大案要案,包括1995年天津“白宫酒楼”凶杀案、“蔡爱山跨国制犯冰毒案”。2011年的“湄公河10·5案”中,时任禁毒局局长刘跃进是专案组组长。
曾经的英雄以这样的方式谢幕,令人唏嘘。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