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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教育部公布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以及2024年本科专业目录。
这次增设、撤销、调整共涉及3389个专业布点,数量是历年之最。新增布点1673个,撤销布点1670个,基本持平。工学所设的专业最多,占比39%,与工学作为第一大学科门类的地位相呼应。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进一步优化,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更加理性。目录包含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有24种是新专业,布点在54所高校。
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开设了国家安全学、海外利益安全专业。聚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有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了中国古典学、汉学与中国学专业。服务健康中国战略,落实体育强国部署,设置健康科学与技术、体育康养、足球运动、马术运动与管理、冰雪舞蹈表演等专业。
教育部还调整了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范围,资源勘察工程、护理学、助产学列入国控专业。一般来说,两种情况会被列入,一是开设该专业的高校很多,市场需求已经饱和。另一种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护理学、助产学的调整显然反映了人口形式。现在国控专业有139种,占17%。
首次在高校设置的新专业、国控专业都需要教育部的批准,其他已经成熟的专业只要经过程序报教育部备案即可。本次调整强化了省级学科专业建设的统筹和管理,要求省级教育部门结合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实际,引导有条件的高校增设急需紧缺专业,谨慎增设、及时调减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各省梳理急需紧缺专业520种和就业率相对较低的专业223种,为属地高校提供参考。
教育部还首次实行预申报制度,高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自身办学定位和条件,提前谋划增设专业,提前1年预申报。760所高校已经提交了下一年度拟增设专业的预申报材料,总的来说国家正在加快推进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
24个新增专业中足球、咖啡、马术倍受关注。
足球是首次被纳入本科专业。2023年度有39所高校申请设立足球运动相关本科专业,这次有30所获批。北京体育大学、西安体育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已经发布2024年足球运动专业招生管理办法。报考条件和要求、报名方法、考试时间及录取原则,按照运动训练专业的招生简章执行。
至于马术专业,严格来说不是第一次列入,而是第一次正名。该专业的布点学校是武汉商学院,是湖北省第一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前身是武汉商业服务学院。2008年,武商院体育系(暨马术学院)与武汉赛马俱乐部联合办学,在全国高校中首开赛马产业专业方向,后来发展成为体育学院·国际马术学院,15年来培养出9名冠军骑师、1000多名马术人才。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与英国皇家农学院达成马术专业合作办学,不过是计划外单招生。同年武商院与天津体院开始合作培养马术运动与管理专业硕士。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马术和现代五项在武商院举行。2020年获批马业科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兼具马夫、骑手、伯乐等多重身份。2021年“中国马术学院”落户该校,成为全国马术专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与马术职业技能认证和考试中心。2022年,教育部批准武商院的运动训练本科专业(马术运动与管理),并成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次是把括号去掉了。
有了这个底子,就好理解武汉为啥盯上赛马产业和马彩了。民国时期,武汉就是超过上海的“赛马之都”。新中国停办赛马40多年,直到1991年在西安举办了第一次有奖赛马。之后广州、北京、四川温江、昆明、宁波等地也热起来。其中,广州赛马是仿照香港模式的博彩性赛马,办了7年,在1999年戛然而止。时任赛马娱乐总公司董事长黄启桓,因受贿和挪用公款被判19年。2002年,公安部、体育总局等五部委联合,严格禁止经营带有博彩性质的赛马活动。北京、宁波、武汉等多个计划或已经建成的赛马项目、赛马场全部叫停。
2003年武汉举办首届国际赛马节,2008年还有虚晃一枪的“赛马开禁”事件,武汉政府也多次公开提出,试发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竞猜型赛马彩票”相关提案。2016年中国马会加入亚洲赛马联盟,两年后,中央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鼓励发展赛马运动,探索发展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2022年,武汉出台《推动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争取“竞猜型赛马彩票试点”。还有加快建设赛马产业园区,形成赛马竞赛、马术表演、场地服务、赛马检疫、人才培养、马匹育种等赛马环节全方位的发展。瞄准这块肥肉赛道的还有广州,不过目前为止都是雷声隆隆不见雨。
3月19日,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为0%至0.1%,是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标志着日本8年的“负利率时代”正式终结。此外还取消了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将继续以与之前大致相同的金额购买国债,取消购买ETF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日本早在1998年就开创国债负利率的先河,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被看作特例,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恐慌情绪推动所有资产价格下跌,国债成为最后的避风港。在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下,美国国债第一次出现负收益。巴菲特当时认为,这是他这辈子所能见到的最为奇特的现象,但没过多久,这种“最为奇特的现象”又在欧洲重演,此后国债收益率为负的国家越来越多。
如果说国债因为避险的功能,出现负利率还可以理解,但居民存款利率为负又是怎么回事?大家把闲钱存在银行,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吃利息。如果存款要倒赔钱,为什么还要存呢?但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2012年,丹麦成为第一个实施负利率的国家,2014年6月,欧洲央行引入负利率。
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当日本首相,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射出“三支箭”,包括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改革。黑田东彦就任央行行长,推出“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又被称为“异次元货币宽松”,扩大基础货币的供给量,并在两年内翻倍。增加国债和风险资产购入,延长国债持有时间,从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息,促进民间投资。2016年2月,日本实施负利率。
按理说,存款收益为负,居民应该增加消费或者投资,才符合理性的原则,但消费和投资却没有起色。2019年9月,欧洲央行将存款利率下调到-0.5%,在欧盟银行存1万欧元,一年后只能拿回9950欧。这还不算完,丹麦银行还推出了世界首例负利率按揭贷款。直到2022年,欧洲央行自1999年以来首次“暴力加息”75个基点,丹麦央行也应声而动,终结了持续10年的负利率时代。之后,瑞士也退出,日本成为维持负利率“最后的武士”。
日本CPI同比增速到今年1月已连续22个月超过2%,通胀显现复苏的迹象,催生调整货币政策的预期。此外,日本与欧美央行货币政策背离,日元大幅贬值。超预期的“春斗”工资增速使得工资——通胀的良性循环得以进一步确认。一年一度的“春斗”是日本劳资双方博弈的舞台。3月15日,最大公会Rango宣布,在今年的工资谈判中,争取到的年度总工资涨幅达到5.28%,高于前一年的3.8%,是30年来最大的涨幅。基本工资涨幅达到3.7%,也高于前一年的2.33%。丰田、日产、松夏、东芝、三菱、川崎等大公司对工会的加薪要求给出满额接受回复。最大的两家钢铁公司,新日铁和神户制铁同意的加薪幅度,甚至超出了工会的预期,达到14.2%和12.8%。《华尔街日报》评论称,负利率虽不是灵丹妙药,但似乎也至少有些许功劳。因此,尽管负利率暂时退场,但似乎肯定会被留在央行的工具箱中,以防紧急的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继续追踪河北邯郸初一学生遇害案。
针对网上“受害人被埋的坑深两米”,“是否有家长协助作案”等猜测。警方回应称,经技术部门勘验,坑深0.56米,说坑深两米多,有大人参与不属实。
最近还有几起未成年人案件披露,3月18日,“咸宁火车站一名16岁少年被同龄人杀害”的消息在多个平台传播。死者刚过完16岁的生日,父母都在外打工,他当天是被一位朋友邀请帮助调解纠纷时遇害。死者的同学说,对方跟他的年龄差不多,捅人后还在社交平台发自己带纹身的照片,发了“十年”两个字。之后自己置顶了一条留言,“十年青春没了,后悔也没有用”。目前,咸宁官方尚未通报。
在广东清远市阳山县,2月26日,一名13岁男孩被指性侵8岁女童。女童家属提出强奸控告,3月18日,派出所民警告知,由于该男孩不满14周岁,无法追究刑责,故不予立案。今天官方通报,县公安机关对男孩监护人发出《训诫书》。男孩被送到专门的学校进行训诫教育,相关部门已对受害女孩及其家属进行抚慰。后续工作仍在进行中。
去年,湖北荆州“未满12周岁男孩杀害4岁半女童”也有了后续。今年1月,女童父亲被老家公安局告知,案子撤销了。撤案决定书显示,因男孩作案时不满12周岁,无刑事责任能力,据刑法规定撤销此案。女童家属从公安机关了解到,事发后男孩被送到湖北武汉一所专业机构接受心理矫治,时间是6个月,是规定期限里最长的。按时间,今年春节,男孩回来过年,过完年后开始正常上学了。
刑事责任年龄和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再次成为社会话题,义愤之余,也是无奈。
这让人想起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最恶劣的案件: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4名学生因上网遭拒,纵火致25人死亡。网吧禁止未成年人入内本来是保护他们的,结果却成为纵火的理由。因为涉及未成年人故意纵火且无认错意愿,让两种价值观产生了冲突。一种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另一种是降低刑责年龄,以便更好地保护社会。前者认为这是孤立个案,不宜过分评价,后者则认为这是典型的案例,需要举一反三。
之后也有过多次争论,随着青少年逐渐趋向于早熟,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低龄化,不得不把降低刑责年龄提上议程。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检核准追溯的,应当负刑责。
各国的最低刑责年龄有很大的差别,瑞士、新加坡是7岁,墨西哥、菲律宾是9岁,土耳其、荷兰是12岁,以色列、法国是13岁,日本、意大利、俄罗斯是14岁,丹麦、芬兰是15岁,西班牙、葡萄牙是16岁,波兰17岁,卢森堡是18岁。不可能每次遇到案子就下调年龄,但在英美法系一些国家,有一条法律规则叫做“恶意补足年龄”。如果一个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表现出足够的恶意,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错误,并且具备足够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那么即使他们的实际年龄没有达到法定刑责年龄,也可以追究刑责。看上去比较灵活,但对证据调查和质证要求非常高,否则容易导致新的不公平。
最近的案件还带火了一篇旧文:《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现在长大了》。
北京国发院助理教授张丹丹随机抽取了1000名广东某男子监狱的服刑人员,其中85%为农民工。又选择了该地300名监狱外的普通农民工,通过游戏实验、人格测试等调查研究发现,在16岁之前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的可能性比普通农民工更高。
2010年时农村留守儿童超过6100万,今天他们的生活、身心、教育等问题已经变成一大社会难题。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是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他们这一两代人当过留守儿童的比例只有9%,而她2011年在九省做农村入户调查,留守儿童比例已经上升到43%。
美国右翼把黑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归结于黑人自身的族群原因,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学这种逻辑,把原因归结为未成年人自己。
我的一位不愿意具名的秃头同事也对邯郸的案子表达了看法,我帮他念几段:
中国的立国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设计国家制度有一个基本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简单地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有改变物质生活方式才能让人遵守法律。所以中国人蹲监狱,官方说法是“劳动改造”,不只是惩罚,更是改造你的思想。
在中国的制度框架下,对成年人都要首先强调“改造”,少年儿童犯罪,当然更没有理由用重刑。所以,14岁以下犯罪找不到人来负责,按照巴比伦法典原则,只能让国家来赔偿受害者,当地的教育官员和市长都担责任。
我支持马克思主义,支持新中国的建国原则,普通人的行为从宏观上看,就是社会结构决定的。而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生活,更谈不上什么自主性,不能对犯罪负责。如果你坚信世界上有天生的坏人,坏到14岁之前也必须用重刑威慑,那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留守儿童的犯罪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不是打工农民的子女都有天生的犯罪基因?
如果你不认为儿童是天生的坏人,那就要承认,社会对家长不监督、不惩罚,就等于放纵孩子、忽视孩子,制造潜在的犯罪。超越愤怒和恐惧之后,理智的应对方案只能是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具体的执行方式只能是拿出监督教师和教育局的标准去监督家长。那些不合格家庭的子女也有权利得到高质量的社会化抚养服务。然后再出现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我们才能找当地的教育部门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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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