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本为音频转录结果，存在一定错误，校对正在进行中。
2025/01/13转发动态： 10日，全年数据出来了，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7.7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3人；处分88.9万人，其中处分省部级及以上73人。 2024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88.9万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03期参考信息
先如约速通中纪委的年度反腐大片。
基于日常对反腐新闻的关注，第一感觉是新的细节不多。中纪委网站的评论文章也引用了专家的话说“今年的专题片在细节披露上看似没有往年那么‘爆点’，但同样吸引人。因为和观众的心理距离更近，更加贴近人民身边的事。”
四集电视片共提取了12个案例。第一集《惩治蝇贪蚁腐》中，第一个案例是校园餐回扣腐败。餐饮企业与校长和后勤主任合谋，几块钱的餐费也要收回扣，“一毛钱”都不放过，每餐8块钱里给两人各一毛钱的回扣。校园餐费涨到12元时，回扣增加到每人每餐三毛钱。九年间，高尔夫餐饮管理公司从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学生餐费中克扣了70多万元用于单位行贿，而学校的原后勤主任一人就收了23万。
还有四川射洪市农业局原局长张朝平等人，将高标准农田项目拿来与商人老板做交易，直接影响了项目质量，导致机械下不了田，老农爬不上坎，渠系关不住水。更讽刺的是，张朝平有次回老家，偶然发现村里高标准农田的质量问题，乡亲深受其害，但他却吃人嘴软，不敢直面问题。
最离谱的要属湖南永州东安县住房保障中心房屋维修资金服务办公室原主任。一名股级干部，利用手写白条、定做假票据、打印个人收款二维码放在政府办事大厅的缴费窗口等手段，截留挪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超1000万。
第二集《风腐同查同治》，最大的看点是中石油系统的多名领导干部相信一个“政治骗子”。片中披露的政治骗子周显明，中专学历，原本在吉林是个包工头，做过一些吉林石化的工程，觉得如果能在中石油攀上些关系，应该就能多揽些活儿。于是就去了北京后，通过各种饭局结识人脉。他看准一些领导干部想要走捷径“搭天线”的心态，在各种饭局中声称自己是某位国学大师的弟子，由此又结识了许多对国学有兴趣的领导或领导的家属。他常用的手段就是，把某个圈子听来的消息加工一下，再拿到另外一个圈子贩卖。说能找到大领导，而且三番五次“预言”对了一些重要的提拔。这个案子牵出了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徐文荣和原董事长王宜林。
我们节目日常关注地方官员的“拍脑袋”决策，政绩腐败，今年的纪录片披露不多。
一个是第二集披露的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崔茂虎，他出任云南丽江书记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拍板决策。在从机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两侧修建民航路公园，挖田造景，打造宽20米至150米，长9.8公里的景观廊道，违法占用耕地790多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690亩。有干部明确反对，指出触犯了耕地红线，崔茂虎却要求有关部门想办法、搞变通。他忏悔说，“我就想尽快地做一点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改变形象的项目”。
另一个是第四集《以案促改促治》披露的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孙述涛案。他担任威海书记期间，当地的GDP增速相当反常：2013年从全省靠后陡升到第7名，2015年跃升到第2名，2016和2017年都保持第3名；而他掉离后的2019年又回落到了第13名。孙述涛信奉“数字出关，官出数字”，他说“GDP到后边去了，如果大家评价我干得不好，那就会影响到我的发展”。于是多次提高了年度目标，制定脱离当地实际的虚高目标，通过点名批评、加强考核等方式向下传导压力，相关单位也层层向企业传导压力，虚报数据。
贵州原书记孙志刚出现在第三集《揭开腐败隐身衣》原本期待他上镜披露更多地方决策的细节，结果这一集主要聚焦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大数据等工具查新型腐败和隐形腐败。孙志刚案的突出特点是他几乎从不亲自经手，而是通过弟弟、妻子、儿子、妻子的朋友等多名“白手套”操作。自己在台前办事，家人在背后收钱，通过找人代持来设置“防火墙”。
另一名省部级大员、司法部原部长江西省政协院主席唐一军，也是利用“一家两制”搞新型腐败和隐形腐败的典型。通过妻子宣敏洁实际控制的公司，用市场活动掩盖腐败行为。
和往年一样，今年的反腐大片也留下了一些谜题待解。大小贪官面对镜头说“我很后悔”“我心里边都恨我自己”。但很多人的贪腐细节不是落马才曝光的，当地干部群众也都知道，那日常的监督机制是否畅通？政治骗子为什么能够一次次“猜对”干部的重要晋升？里面提到的国学大师和大领导又是谁？
第二集提到，车管所公职人员层层设卡，雁过拔毛，不合规的车“上贡”后就能过检，合规的车不给钱就被刁难。机动车代办员总结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你行也不行”。
这句话道出不少问题的根源。
反腐大片热播的同期，中纪委全会又召开了。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写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之际
全会观察丨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
2018年中央层做出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本次全会的判断是：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
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的错误。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正好回顾一下刚过去的2024打掉的高级官员，多项数据再创记录。
从1月2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钟自然官宣被查，到12月28日广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书记周家斌落马，全年共官宣58名中管干部落马。上次落马的中管干部最多的还是上一年，2023年有47人。
另据新华社《2024年中国正风反腐“成绩单”》，前三季度就已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
根据财新整理的名单，其中正部级9人，比2023年多了6人。以任职的单位论，涉及21个省、市、区，中央10个部门，一个民主党派以及11家央企。海南有4名中管干部落马，居同期各省之首；江西、湖南各有3名；西藏、云南、贵州、内蒙古、青海、黑龙江、广西、甘肃有2名。2023年有30名落马中管干部一审宣判；2024年49名中管干部一审领刑，其中12月就有10人，是落马高官审判季的高潮。
49人均构成了受贿罪，个别还有滥用职权罪、贪污罪。由于涉及多家央企尤其是金融央企，还有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隐瞒境外存款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49人受贿总计78.4687亿，远超2023年的43.4828亿。受贿过亿的有21人，共计62.8378亿，最多的是国家烟草局原副局长何泽华，9.43亿；贵州原书记孙志刚次之，8.13亿；超过5亿的还有辽宁原副省长兼公安厅长王大伟，5.55亿；青岛市政协原主席汲斌昌，5.26亿。受贿千万级的共28人，其中最少的是国家宗教局原局长崔茂虎，1043万。
另外，军队反腐的势头持续，去年公布了至少17名将领被查或者处分。
反腐大片中提了不少次地方官员对营商环境的破坏，包括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假市场活动之名，行权力寻租之实。公共资源交易被当成“唐僧肉”，大肆设租寻租，违规插手干预。
反腐大片之外，趋利性执法“远洋和近海捕捞”依然是关注的焦点。
在2022年，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基础上，1月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从要求做的、禁止做的、鼓励做的三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目标。要求做的属于“规定动作”，是对各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共同要求；禁止做的属于“底线红线”，如果触碰了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鼓励做的属于“自选动作”，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
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上，《指引》首先强调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要求各地区不得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侵害经营主体的权益，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经营主体的财产，不得违法开展异地执法或实行异地管辖，依法防止和纠正逐利性执法司法活动。
受关注的还有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各地区不得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方面设置影响人才流动的政策性障碍。
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剧的背景之下，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不能诚信履约的情况日益突出。《指引》明确，各地区要督促行政机关诚信履约，将本辖区行政机关违反与经营主体签订的政府采购、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合同、协议所约定事项的行为记入相关主体的信用记录，将政务失信记录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相关评价指标。
此前1月3日，国办也发布《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要求针对行政检查的事项多、频次高、随意性大，以及任性检查、运动式检查、以各种名义变相检查等突出问题，加强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检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精准高效，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去年11月，司法部发布了第一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涉及检查频次多等问题。
山东一企业从2021年至2023年7月接受检查592次，接待检查人员7322人次。其中2021年迎接检查326次，接待检查人员5344人次。检查主体主要涉及发展改革、安全生产、能源等多个执法领域，检查层级涉及省、市、县、乡4个层级。
国办《意见》还要求，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切实转变行政执法人员“卸责式检查”的错误观念。
正好，司法部公布的另一起案例涉及重复检查、卸责式检查等问题。
浙江某市文广旅体局为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将辖区内经营单位平均检查家数、次数及执法机构的人均检查次数列入考核指标的有关要求，在三个月间对市博物馆开展了13次检查，对一家网吧，一家酒店分别开展了5次检查，还发现对其他的经营主体进行高频检查。
市司法局、综合执法指导办分析了原因：一是监管的手段单一，单纯以加大检查频次和密度去提升企业的安全责任意识；二是统筹能力不足，未能与其他的监管方式相结合；三是监管的精准度不高，对本行业领域及监管对象存在的风险掌握不足。
那什么是“卸责式检查”？中组部旗下的共产党员网曾刊文讨论。
有政府相关人员频频去民办幼儿园检查安全，每次的检查结果都是不合格。工作人员最后说了实话：我若让你‘合格’了，以后你出了安全事故，我就得负责任。
说到地方经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个二线城市先后发生企业单位用消费券或者购物卡抵工资的事件。
1月6日吉林长春一家公司发消费券代替工资冲上了微博热搜。起因是某公司的员工发帖称“我三个月没开工资，开的工资就是这些，这就是我累死累活的结果，不是现金人民币而是消费券。”从晒出的彩印“消费券”上可以看到，面值有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还有编印的号码，印有公司的名字，不同颜色在不同的季度使用。这些员工的“消费券”可用于缴纳大众物业管理小区的物业费，购买指定的房源及车位，以及只能指定的商场使用，十足抵用，但是不找零，有使用的日期限制。
同一天，山东省立医院（集团）鲁东医院也上了新闻。被指拿体检卡抵扣员工的工资，让员工销售。知情人士透露，欠薪已有几个月，“同意体检卡抵一个月的工资，才能拿到另外三个月的工资”。体检套餐的原价是1200多元，优惠价格550元。按照每张500元抵工资，有的发了四五十张，甚至六七十张。
还有就是一个月前，郑州有网民爆料工资被折算成了指定商场消费的购物卡，且使用时有诸多的限制。“有人拿到了金额高达几十万元的购物卡，但可能会限制每月只能一号当天购物，一次还不能超过指定的金额”。
根据《劳动法》第50条的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的形式发给劳动者本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工资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对于企业来说，任何不以现金形式发放工资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近年来，随着治理力度的加大，企业的欠薪情况大大减少，但是以非货币形式发放工资的情况却有沉渣泛起之势。
此前，江苏某公司以积分发放代替工资，河南郑州某工程的工程款被折算成了购物卡下发。还有服装厂用过季的衣服抵扣工资、白酒厂用滞销的白酒抵扣工资、房地产商用房子抵扣工资等等。
现在短短一个月不到，多起事件登上了热搜，一方面可能是企业的经营问题，尤其是年关将至，有些款项不能及时结算；有些企业经营不善，年中压力大，可能就会在员工的工资上动心眼。
另一方面，是不是寒气吹到了更多的人？
新年伊始，促消费的力度再升级。
不久前中央经信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
随后，1月3日，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三类数码产品有补贴，设备更新的支持范围将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
昨天，发改委财政部出台《关于2025年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的通知》，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单件的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按产品售价的15%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的补贴不超过500元。而在电商平台上，湖北省的国补产品名单中，还包括了多款游戏主机。
汽车国补方面。个人消费者报费更新，买新能源车单台补2万，买2.0升级以下排量的燃油车单台补1.5万。置换更新的，买新能源车单台补贴最高不超过1.5万，燃油车的单台补贴最高不超过1.3万。
此外，家电产品的以旧换新，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家用灶具、吸油烟机八类的基础上，还将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四类纳入了国补。
都知道消费好，让谁先消费呢？
最近体制内涨新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体制内人员的消费也是一些地方的支撑。1月7日，重庆荣昌区举行了经济工作会议，区委书记高洪波号召全区干部“带头消费、带动消费、带领消费”，希望在座的每一名与会干部春节前去买一套新衣服，给家人也买一套新衣服，给小孩也买一套新衣服。周末都带着家人出去吃个饭，荣昌的人均用餐消费约60到100元，如果能借此带动1万人消费，一个礼拜就能为全区的个体户和小老板们带来100万元的收入。
他还动员企业给员工涨工资：“我们的劳动者很辛苦，很勤奋，我们也希望社会单位、民营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春节给员工多发点工资，多发点奖金，企业尽量开团拜会，把员工召集起来吃个团年饭。”
想到2020年初，疫情防控转入了复工复产的新阶段，多地发出了领导干部带头消费的倡议，以此助力服务业加快复工复产，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多地书记市长亲自带头“买买买”，下馆子、泡书店、逛商场，受到市民肯定的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有媒体提醒，干部带头消费，记得自己埋单。所谓示范是责任，消费由个人，个人响应官方的号召是好事，只是这种消费属于个人行为，自然花费也要算在个人的头上。有关部门既不可强迫消费，也不可为个人的消费行为埋单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