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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24期参考信息。
全国两会来了。
长期关注劳动者权益和妇女儿童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将在提案中再次呼吁删除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条款。
这是时隔五年蒋胜男再次就这个议题发声。五年之前，人大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当时她是人大代表，就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的相关条款。民法典通过之后，很多人希望她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她也知道，新法出台后通常三到四年内不会修改。
如今离婚冷静期制度运行了五年，每年都有人问她，“蒋老师，今年要不要再提一下（离婚冷静期的问题）？”蒋胜男认为，离婚冷静期是“以极少数人的婚姻问题强迫绝大多数人为此埋单”。本来在离婚的案件中，冷暴力、家暴和虐待等屡见不鲜，一两年的诉讼过程可能会让本可以好聚好散的关系变得更不和谐。全国妇联统计，2022年超60%的家暴受害者在冷静期内遭遇暴力升级，更极端的，有人在冷静期第13天当街杀害妻子。
冷静期还可能被滥用为转移财产、伪造债务的窗口，加剧弱势方的困境。法律未明确保障措施导致弱势群体的权益进一步受损，离婚程序延宕不仅影响当事人的生活，更可能激化矛盾、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协议离婚占比从2020年的86.1%降至2023年的71.94%，但诉讼离婚占比则从13.9%升至28.06%。
而且冷静期也挡不住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蒋胜男认为，更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落实8小时工作制、消除35岁职业歧视，这些才是核心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都是“996”，那基本上没有时间去生养孩子，导致生育意义上的“再生产”消失了。
35岁歧视也让很多人不敢结婚生子，因为担心在职业上被边缘化。
蒋胜男还称，去年的提案被办复，相关法律今年5月正式生效。去年两会上她曾建议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促进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这个法律指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马督工今天更新的睡前消息，也要谈蒋胜男的提案以及离婚冷静期、结婚冷静期的话题，欢迎关注。
2月11日，一名64岁的超高龄产妇胡某，在贵州遵义市妇幼保健院经过50分钟的剖宫产手术，诞下了一名男婴，体重4斤8两母子平安，这是贵州有分娩纪录以来年龄最大的产妇。
因为家庭原因，胡某在外地通过试管怀孕。除了年龄大，她还曾做过甲状腺癌手术，且伴有妊娠糖尿病，怀孕及分娩都存在较高的风险。遵义妇幼院收治之后，召集产、妇、ICU等多个科室成立危重症孕产妇医疗团队，制定应对可能的各种危险的预案。
怀孕35周之后，医生发现胡某下肢静脉血栓，发生肺栓塞的风险非常大，且心肺功能明显降低。综合考虑并征得了产妇及家属的同意之后，决定施行剖宫产。
医学上，35岁以上的产妇就被定义为高龄孕产妇，孕妇出现妊娠并发症的概率要高很多。超过60岁的产妇，全国范围内的案例不多，出现了基本都会上新闻，浙江、山东、广西、安徽等地发布了同类消息。妇产科医生提醒，超高龄生孩子对于妈妈自己和孩子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严重的情况会危及生命。
新民周刊评论，这些超高龄妈妈可能因为各自特殊的原因决定冒险生孩子，对此我们可以表示理解，但这样的选择并不值得提倡。
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有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说，现代医学明显进步，能帮助很多女性达成二三十年前无法想像的生育极限，一个直观表现就是女性的生育年龄上限不断提高。
两个月前山东济南市人民医院也有一位60岁的孕妇产子，新生男孩是家中的二孩，家里还有一个大女儿，1990年出生。
公开能查到的最高龄的产妇是2019年10月山东枣庄67岁的田新菊生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天赐”。她称自己是自然受孕，没有借助辅助生殖技术。她说自己多年前已经绝经，因为脑梗住院，医生开了活血化瘀的药物，坚持服用之后，没想到月经又来了。孩子出生之后引起了轰动，夫妻俩也成了名人，还注册了账号开始拍视频带货。
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老年夫妻如何抚养年幼的孩子。
生育之后，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的关系是育龄女性关注的焦点。
多地为此推出了“生育友好岗”或“妈妈岗”，但关于岗位设置合理性和可持续性的争议一直存在。“妈妈岗”指的是能够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就业岗位。
早在2018年，武汉一家服装企业就开始招聘带孩子的“宝妈”，为他们提供弹性的工作时间，允许她们接送孩子上下学，甚至带孩子上班，特殊情况之下还可以在家工作。
2023年9月至11月，全国妇联调研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40岁以下全职妈妈群体的情况。82.7%的全职妈妈有再就业的打算，其中48.3%希望能够兼职、灵活就业，之后“妈妈岗”在各地推广开来。而《中国新闻周刊》统计，湖南、山东和广东等“妈妈岗”发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开设的岗位集中在家政和清洁员等服务岗位，剩余大多数也集中在客服、缝纫工等领域。这带来了岗位与宝妈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她们会感到困惑，“我怎么生了孩子之后只能干保姆的工作？”
“妈妈岗”也引起了公众可能加深性别歧视的担忧。一些网民认为，“妈妈岗”的背后是将育儿责任推给了女性，因此有人建议使用“亲子岗”来代替“妈妈岗”。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夫妇双方就业，对协同育儿的男性给予同等的就业支持，增加男性和女性共担育儿职责的价值认同。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2024年5月发布《全职妈妈群体状况调研报告》，78.4%的人表示选择成为全职妈妈的原因是“孩子没人照顾”。2021年底《“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到，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然而中国政法大学2024年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3）》显示，超过九成城市未达到该要求。
新学期以来，高中生的作息时间表正在悄悄起变化。
上个月问政湖南一篇《关于长沙市高中实施双休制的建议》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建议高一高二周末双休、高三单休，加强对学校的监管，规范课后服务范围，确保学生的休息时间不被违规占用等。长沙教育局回复称，“我市认真落实相关政策要求，严禁高中学校在法定节假日、寒暑假成建制补课。学校可以开放教室、图书馆和体育场馆，供学生自愿到校学习和体育锻炼。”
长沙多所高中春季学期开始，高一高二双休，学生可自愿到校自习。湖南永州、邵阳、怀化等地的家长也收到了学校的通知。湖南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也要求，严格规范办学，各地名校要带头严格落实规定，反对不当竞争和盲目内卷，推动教育生态持续优化。
搜索各地的官方新闻、教育类自媒体信息和社交平台学生和家长的反应，发现江苏、广东、山东、安徽、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地都有城市和学校开始落实“高一高二双休，高三单休”，
此外还有取消晚自习、早读不强制、保护体育课几个方向。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吉林敦化市就有家长反应称，尽管已有学校取消了晚自习，但敦化市实验中学仍要求学生签署上晚自习申请书。内容是
“我是某年级某班的学生或家长，我和孩子经过慎重考虑，希望能让孩子在学校上晚自习。我们承诺会积极配合学校的各项管理规定，督促孩子按时到校上晚自习，希望学校能够批准我们的申请。”
延边州教育局和敦化实验中学回应，申请书意在让学生根据个人意愿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晚自习。晚自习期间老师不进行授课或者补课，而是提供场所供高中生自主学习，此举并未违反相关规定。
杭州的高中双休还遭到了部分家长的反对。他们写了四点理由和两点建议，投诉到问政平台。很多家长提到，高考是全省乃至全国的竞争，杭州高一高二双休，但省内其他城市、全国其他城市却没有规定，对于杭州的孩子来说这也是不公平。
还有的学校会组织周末培训，双休之后是否去参加就变成了亲子间的“极限拉扯”。
之前讲过不改变整个社会“卷”的导向，只在教育领域小修小补是不够的，毕竟很多家长自己都没有双休。
在隔壁日本，为了增加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日本16个地区政府部门实施或者计划引入“做四休三”弹性工作制，但是效果难说。这个“做四休三”是在每周工作总时长不变、工资不变的前提下，将某一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分摊至其他的工作日，从而使每周可以多休息一天。
去年4月，东京都市圈的茨城县最先试点，不过试点的效果不太好，7000多名政府职员实际参与者仅28人。今年1月起，大阪和奈良陆续引入；东京都、岩手县、秋田县等地则4月起引入；宫城县和爱知县将于未来两年内开始实施；日本国家级公务员也将在4月起实施。
日本总务省认为，设立弹性工作制可以让公务员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兼顾生活和工作。但《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反对“上四休三”，赞成的人只有37%，甚至不少家庭主妇也反对，原因是她们认为让生活自理能力差的丈夫多休息一天在家，不仅没有办法分担家务，反而会增加额外的工作量。
日本考公热正在退潮。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一般岗位的报考人数是2.42万，同比减少7.9%，创下12年以来的新低，平均每7.5个人就能录取一个。
47个都道府县有45个反映没有完成招聘的计划。
日本公务员的待遇也中规中矩。2022年，起连续三年加薪，希望借改善公务员的待遇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然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想当公务员，原因除了加班，工作内容也更繁琐。一名年轻的地方公务员说，我们的工作技术含量很低，每天就是充当纳税人的“情绪垃圾桶”，应付各种投诉和抱怨，而且这些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前面说保护体育课是今年中小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北京就发布了《体育八条》，明确提出“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两小时”。但海淀区家长近日在社交媒体反映，学校下发了《北京市海淀区智慧体育个人信息采集单独授权告知函》，需要采集学生的人脸信息和运动数据，用于体育锻炼监测。
智慧体育阳光跑是海淀区本学期的教育工作重点之一，学生的跑步数据将成为检验学校体育工作落实情况、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分析学生体制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有家长认为这是好事，科学监控孩子在校的运动量，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但也有较多的家长对采集人脸信息的必要性感到疑惑。还有家长担心，智能设备的引入会影响到孩子在校的自由活动。
海淀区教委相关人士回应称，人脸信息和运动数据由专网来负责保管和处理，安全性不需要担心。没有授权人脸采集的学生，学校也会通过传统的方式记录孩子的运动情况。以及智慧体育设施只用于辅导教师和学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运动情况，不存在监视和强制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的情况。
目前AI教育的行业标准和伦理规范还是空白。有教育界人士担忧，智能化教育的程序公平无法得到有效监督，智能技术削弱了人的自主性，算法运行的固定化忽略了教育的人文性，教育评价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导致教育功利化加剧。
各国也开始加强这方面的规范。美国教育部去年发布《关于消除教育的数字访问、设计与使用鸿沟的行动倡议——2024年国家教育技术规划》。其中提到，保护学生数据隐私、制定指导方针，以确保技术支持下的学习活动及原则符合共同的教育愿景。
欧盟正式批准《人工智能法案》基于对用户和社会的潜在影响程度，将AI系统分为不可接受风险类、高风险类、有限风险类、最小风险类四类，每个类别适用不同程度的监管要求。而用于教育和职业培训的AI系统被归入了高风险范围，需遵守更严格的合规要求。
平台采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数据不可避免，如何采集、存储、保护和监管也是重要的议题。
美国华盛顿州的新版数据经纪人法案提出了一项税收政策，为控制数据经纪人收集个人数据，将对收集个人数据的公司征税。法案将个人信息视为类似于石油或贵金属的自然资源，对数据收集者征收资源税。
根据美国一些州的数据经纪法，数据经纪人主要是指整合和交易与其自身没有直接关系数据的企业。我国也引入了这个概念，与欧盟《数据治理法案》中的“数据中介”定义类似，其功能主要是帮助数据需求方收集、汇聚和交易合法数据给第三方。
华盛顿州的法案将根据公司收集的个人数据数量级分层收税，最低级是收集不到50万人的数据，征税标准是每人每月5美分；最高级别的是收集超过500万人的数据，每月需缴纳138万美元的基本税，另外还需要为超过500万人的部分每人每月额外缴纳55美分。政策的直接逻辑是公司收集的个人数据越多，对国家的财务义务就越大。
数据经济的范围包括购买、出售和共享个人数据，但只有收集到数据才会征收数据税。这可能会促使平台成立一家公司专门收集数据、缴纳税款，然后将数据分发给其他公司，因为法案的目标并不是限制数据的使用。
相关讨论中，这种做法也给大语言模型当前的版权争议提供了一个思路，让大模型公司给每个作者付费不太现实，但是征税再补偿给所有的作者或者UGC平台似乎有一定的可行性。
AI把越来越多的人排除出了生产过程，那么分配问题怎么解决？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习教授高柏在新书《把脉：全球巨变与中国经济》中主张，建立“福利国家”。
他主张的福利国家并不是指一种特定的国家类型或者属性，而是所有现代国家都应具有的一个重要职能，即发展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按公平公正的原则帮助全体公民应对现代经济中的各种风险，通过鼓励消费、扩大需求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认为，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建设福利国家必须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2022年起，中国工业机器人的装机量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一直占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2023年，中国在世界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中的占比电子行业为62%，汽车为48%，这两个行业在2018到2023年每年都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长。
这些将不可避免的对就业产生冲击。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当更多的人被排除出了生产过程时，如何解决分配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一直都是按劳分配。但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的劳动，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失去参与按劳分配的机会，这将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经济课题之一。
在此背景之下，福利国家的作用将变得空前重要。高柏分析了一个世纪以来，在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和科技革命三大历史长周期的两次同频共振中，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面临的挑战，普遍建立了以保护社会为目的的福利国家，并实现了以消费驱动需求、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
他认为在当今中国，2008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认知层面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什么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为继？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可以帮助中国的制造业摆脱困境？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