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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4/26转发动态： 最高检发文揭露婚介行业乱象，去年1月至今年3月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涉外婚介业务方面，为获取高额中介费，部分婚介机构违法开展涉外婚介业务，甚至组织外籍女子偷渡至中国境内相亲并反复贩卖。有诈骗团伙中有专人负责担保，承诺“新娘”包生小孩并且一年内不会逃跑。
2025/03/19转发动态： 大意了，搜了下，文中提到的金融监管总局“研究提高消费贷款额度,延长消费贷款期限”的文件已经发了。总局3月14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增加消费金融供给，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纾困等一系列金融措施支持提振消费。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加大个人消费贷款投放力度，合理设置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优化资源配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增加消费金融供给 开展个人消费贷款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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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全国层面的发放育儿补贴，地方上发补贴的城市也在扩围。
3月13日，呼和浩特宣布，对于今年3月1日之后合法生育，父母至少一方有呼市户籍，且新生儿首次落户在呼市的家庭生育一孩补贴1万，2孩3万，3孩级以上10万每年发1万直到孩子5周岁或者10周岁。第二天，深圳回应媒体时也表示，将根据国家部署，积极稳妥落实育儿补贴的实施方案。
各地目前鼓励生育除了育儿补贴，还有婚姻补贴、生殖服务、住房支持、医疗保险等。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育儿补贴+普惠托育+免费学前教育”的组合，鼓励生育逐渐从“政策宣示”转向了系统性支持。老话常问，“钱从哪来儿？”鼓励生育的成本怎么分担？
去年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建立合理的生育休假成本共担机制。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调研发现，当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育成本负担较重，建议政府出台合理的共担政策。
眼下，各地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较少、力度偏小，许多生育假并没有纳入生育保险基金，这部分新增成本大多是由用人单位承担，被称为“政策请客，企业买单”。
2020年11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与经济》研究，因为实施生育奖励价的政策，企业平均对每个孩子需要承担3.2万的生育成本。
在增加用工成本的情况下，给女性的生育福利政策越多，越可能反过来加剧职场的性别歧视。从打工人的角度来看，企业如果不积极，申请休假时自然会担心是否会影响升职加薪，会不会丢了饭碗，因而“不敢生”“不敢休”。成本具体由谁来分担，分担多少，需要更明确的细则。
《北京日报》建议，对于那些主动兑现育儿假的企业，税务部门是否可以考虑适当的减税优惠？再比如，能否拓宽生育保险筹资渠道，扩大基金规模，让生育保险覆盖各种生育相关假期的工资、待遇津贴等等？缓解企业的压力乃至于让企业尝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甜头，很多政策才能更好地落实。
3月12日，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通报，马国警方破获了一起跨国婚姻相关的贩卖人口案，多名中国公民被捕。大使馆支持马方打击有关的违法犯罪，再次提醒中国公民遵守涉外婚姻法律法规。
据《马达加斯加论坛报》报导，案件的起因是一名被贩卖的马国女子报案，称自己被骗，原以为能够到中国结婚并工作，却遭遇囚禁，不被允许工作或者离开当地，并被强制要求生育。被捕的中国公民共8人，另有3名马达加斯加人，他们涉嫌以跨国婚姻和海外务工之名，将当地的年轻女性以每人4000万至1.8亿马达加斯加阿里亚里的价格贩运到中国，约合人民币6万到28万。案件侦办有国际刑警组织在中马两国的办公室参与。
中马间的跨国婚姻式人口贩运能够追溯到2014年。2019年，中国大使馆就发布过提醒，今年2月6日，再次发布提醒。3月12日，除了通报案情的进展，还提醒，金钱通常是当地法院判定贩卖人口罪的重要依据。支付高额的介绍费或者彩礼可能因涉嫌贩卖人口罪被捕，并将在马陷入冗长的司法程序。
财新报导，这种人口贩运模式是中国的中介与马方的中介合作，以提供中国家政、餐饮、销售等工作，或安排与外国人结婚等理由，接触马达加斯加的年轻女性。马籍女性抵达中国之后，就被没收护照并出售给中国的男性。他们有些被迫拥有多个伴侣，有些遭遇性侵，有些被强迫劳动，还不被允许用手机或与父母联系。马方中介包括已嫁入中国的马籍女性以及签证中心的工作人员等。
裁判文书网有过案例。马达加斯加女子某娜被贩运到安徽与男子葛某结婚，某娜发现葛某智力不正常且无性生活的能力，想要回国。葛父要求她“必须要给家里留个孩子才能走，不管小孩的父亲是谁”。劝她与葛某的弟弟或其他人发生性关系，或者做试管婴儿。遭到拒绝之后，葛父人多次纠缠，最终强奸了某娜。
某娜向同样嫁到中国的表姐哭诉，婚姻介绍人到葛家试图带走某娜，葛父报警称遭遇骗婚，警方处置时发现葛父强奸的犯罪线索。该案中某娜出具了谅解书，称葛父平时对其多有照顾，故表示谅解。葛父因为主动投案自首、初犯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被从轻判了两年。
马达加斯加高达80.7%的人口生存在贫困线以下，每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15美元。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019年披露，马达加斯加既是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来源国，也是目的地国。当地贩卖人口的受害者95%是女性，且超过一半是29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美国国务院人口贩运报告中，马达加斯加连续第三年被列为第二类观察国家，意味着当地人口贩运的问题严重，政府致力于解决，但实际的进展有限。
近年来，中药注射剂炎琥宁的医疗事故，有多起涉及了儿童。
国家药监局13日公告，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价结果，决定修订炎琥宁注射剂的说明书。此次修订增加了黑框警示，注明接受该药品治疗的患者有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风险，包括过敏性休克，严重者可导致死亡。6岁及以下儿童禁用。
炎琥宁之前临床应用了几十年，儿童都是可以使用的，说明书仅提示“小儿酌减或遵医嘱”。称其临床应用文献报导较少，将不良反应描述为偶见皮疹等过敏反应。药品上市后再评价可分为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再评价，这次修订说明书主要是针对安全性，有效性未涉及。
炎琥宁注射剂的主要成分是穿心莲内酯，从中药穿心莲中提取。该注射剂适用于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
国家药监局2009年通报药品不良反应信息中，炎琥宁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问题较为突出，6岁以下儿童占总报告数的40%以上，以过敏性休克、过敏样反应、呼吸困难等严重过敏反应为主，严重病例中有53%是14岁以下的儿童。
2012年安徽合肥10名婴幼儿感冒发烧，年龄在6个月至3岁之间，使用炎琥宁注射剂输液之后，出现寒战、发热、紫绀等过敏性反应，集体休克。
2021年，山东一名2岁的女童确诊疱疹性咽峡炎，注射了炎琥宁、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等药物之后死亡。
2023年，黑龙江一名32个月的女童静脉注射头头孢唑肟、炎琥宁、阿奇霉素等11天，之后死亡。
一位药学部主任指出，一般如果用药5天左右没有效果就要改变方案。孩子年龄这么小，却使用这么多天的药，负荷太大了。
炎琥宁是年销售额超20亿的大品种。据米内网数据，最主流的销售渠道是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的医疗机构，合计销售额占到6成以上，其次是城市的公立医院，占比3成以上。从企业来看，重庆药友占据了4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近年来，国家规范中药注射剂的临床使用，炎琥宁的销售额一度下降，但之后又有所回升。在疗效与安全性有争议的情况之下，炎琥宁还在去年被纳入了第三批中程药集采，是竞争最激烈的品种之一。31家企业52个品规参与了竞争，预约的采购量超过1.07亿支，是最高的一组。最终17个产品中选，平均降价86%，最低的是哈药集团的80毫克0.85元。而重庆药友等企业的40mg品规产品都没有中选。
马督工还发现穿心莲是一种来自印度的“神药”，是怎么成为中药在中国传播的，等他来谈。
三联生活周刊距年做过两期封面报道，一期是《寂静的一代》，讨论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状态。还有一期是《小学生如何社交》，研究小学生的卡牌游戏。小学生传统游戏的时间和空间被大大压缩，不得不选择安静的桌游作为自我发展受限的代偿。
很多大学生不愿与人建立真实的社交关系,不谈恋爱、不结交挚友，在课堂上也不愿意跟老师互动，宁愿在虚拟人和“搭子”身上寻找情感满足。
处于二者之间的中学校园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三联生活周刊近日刊发《没有朋友的青春期》。单一评价体系和普遍竞争焦虑之下，孩子们想在校园里拥有一段健康、稳定的友谊变得越来越难。
从发展心理学上说，13到19岁阶段的人需要应对的核心“社会心理危机”是“身份认同vs决策混乱”，简单而言就是“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阶段青少年的身心都发生很大变化，正在形成中的自我并不稳定，心理上十分需要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面对的外部环境更复杂、父母的影响力下降，与周边同伴的关系就会成为认识自我和构建自我的重要依凭。
2024年底，三联青少年刊《少年新知》收到了一名初中生的投稿，标题叫《原来我是“人机”啊?》。她讲述自己从初一开始就"低耗能"社交，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不融入任何小团体，和班里所有人保持点头之交。
她引用了一条视频，“教你在学校如何变人机”。这条视频的留言区，认为自己是“校园人机”的孩子有不少，有人在学校11个小时，除了上课回答问题，几乎不主动和人说话。全班48个同学，唯一可以算朋友的是个“体育课的搭子”，上课自由分组时一起练习，除此之外可以整天都待在座位上一言不发。
一线老师也发现，高强度的学习与激烈竞争使一些学校的教育维度趋向单一，少年自由生长和产生联结的时间与空间随之被高度挤压。同龄人本该在校园里建立的友善伙伴关系，被互相竞争所取代。
一位兼任心理教师的初中班主任描述，几乎每个班都存在“社交生态位”。或许小学时候孩子们这方面的概念还不强烈，但只要在初中班级里待上一周，你是班干部，我是“平头百姓”；你是好学生，我是“拖后腿的”；你受同学喜欢，我是“小透明”，各自在什么位置，清清楚楚。很多感受到自己“透明状态”的孩子，也会随之在社交状态上出现角色赋予他/她的行为。
高压力、强监管的现实与互联网信息对撞，许多青春期孩子都陷入了“意义危机”。他们无法认同父母和老师许诺的“吃苦学习，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又无法独自处理成长和发展中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们会问，“这样拼命努力，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吗？”“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了，我们这样早出晚归、死尽硬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老师也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大家可以看看这组文章。
昨天，颇受期待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印发，今天发改、财政、人社、商务、央行等部委出席国新办发布会，介绍情况。此前，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在两会上表示，针对长期、大额消费需求，研究提高消费贷款额度，延长消费贷款期限。
正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今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这是首个聚焦贷后催收业务的国家级规范，为识别暴力催收提供的权威依据。
过去，贷后催收长期存在规范空白，暴力催收频发去年11月，《中国金融消费者投诉指数报告（第2期）》披露，不当催收是金融消费者投诉的绝对“重灾区”。前三季度投诉量达到21.6万笔，占整体的47.1%，且每月的投诉占比均在40%以上。
不当催收主要包括恶意催收、暴力催收，比如催收人员态度恶劣、骚扰家人朋友，一天内多次致电债务人、频繁联系紧急联系人，发送恐吓短信等，还可能存在非法入侵公民住宅、殴打债务人等情况。
相当一部分不当催收来自于银行、消金、小贷、互联网助贷等机构委托的外包催收公司，这些公司鱼龙混杂，监管难度大、成本高。
新出台的国家标准要求金融机构履行贷后催收风险控制主体责任，加强本机构催收能力建设，审慎实施外包，同时应加强对第三方催收机构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在催收对象上，规定应只向债务人催收，不应向联系人、担保人等连带责任人催收，应以法律法规规定和协议约定为限。仅在无法联系到债务人本人，或者债务人死亡、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等特殊的情况之下，才可与联系人联系，如果联系人明确拒绝，催收人员不得再与其联系，也不得透露债务人的欠款信息。
催收时间方面，双方未约定时，催收作业不应在每日的22点至次日的8点进行。催收频次也有严格的控制，以语音形式进行交互式催收，与单一债务人主动有效通话每日不应超过三次。交互式现场催收时，单次应至少两人，不宜超过三人。与单一债务人主动有效沟通，每日不应超过一次。未经同意，不应进入住宅等私人场所或债务人所在的相关办公区域，不应干扰债务人同住家属的正常生活，不应干扰职场其他人员的办公。
催收人员方面，要求“不应选用有暴力犯罪记录和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必要的岗前培训和考核，并签署个人信息安全保密承诺书。
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2025年央视315晚会如期而来，主题是“共铸诚信 提振消费”。揭露了从翻新卫生用品到家电维修欺诈，再到食品与金融领域的乱象，但也有一些案例被指不痛不痒或者炒冷饭。
315晚会似乎越来越成为精心编排的“年更爽剧”。多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组织收看，执法人员严阵以待，被点名的地方连夜出击。但这种看似快速反应的模式却掩盖了更大的问题：日常监管哪去了？
比如，晚会曝光山东某纸制品公司以工业垃圾翻新卫生用品，非法谋取暴利。但地方监管部门却未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要到央视介入才联合公安“赶往现场”。
这类违法行为长期存在在各地也不少见，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是否流于形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等明文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但现实中监管部门往往以“调解”“整改”代替法律制裁。
315的前一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去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862.5万件，同比增长7%。从投诉的问题来看，售后服务类问题（440.3万件）、质量问题（363万件）、食品安全问题（232.7万件）、合同问题（149.8万件）、不正当竞争问题（104.1万件）等相对突出。
其中售后服务投诉占比23.6%，连续两年居于首位。消费者反应的主要问题为不退款、不发货、不履行“三包”义务等。在电商售货服务领域，“智能客服”备受消费者的诟病，相关投诉同比增长56.3%。消费者普遍反应智能客服答非所问、人工客服难联系，导致沟通效率低下，严重影响消费体验。
这种低效的投诉处理机制很大程度上将监管的责任转嫁给了消费者，迫使普通人在复杂的程序中孤军奋战。
315晚会本应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而不是攒了一批线索到315晚会才曝光、才开始查，每年的315晚会不应仅仅成为短暂的舆论狂欢。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