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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让员工购买自家产品的做法很常见，但是买了还能离职两个月之后再返聘呢？
最近深蓝汽车CEO邓承浩提议，“买深蓝G318无忧穿越版，给大家离职的机会，出去野一下，野完之后深蓝汽车再把大家召回来。”他补充说，很多员工都有出去玩一段时间的想法，包括他自己，但是现实不允许。话题迅速引发热议，有人问，“邓总，你不会骗我吧？”也有人质疑，“万一不返聘呢？还能卖一辆车，还能省一个人的工资，还不用赔偿。”
离职意味着劳动关系的中断，可能工龄清零、社保断缴。尽管邓承浩承诺，“返岗之后职位不变”，但是口头承诺缺乏法律保障，员工可能“车财两空”。
17日，邓承浩回应称，是在员工的生日会上临时起意，核心是解决员工年假不足的问题，不是淘汰员工或者营销的噱头。并称正在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确保符合人事制度。
那为什么是深蓝G318，别的车型不行吗？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变相促销的手段。深蓝汽车是长安汽车旗下三个新能源品牌之一，号称央企新能源销冠，然而汽车央企拢共也就三家。深蓝有六款车型在售，但增长高度依赖老车型。深蓝G318去年6月上市，截至今年4月销量不过万，今年月均1100多辆，网上对该车型的质量、体验的方面诟病不少。
深蓝汽车去年亏损15.72亿，同比收窄47.58%，邓承浩立下军令状，要在2025年实现正向的盈利循环。支撑盈利的点在于全球销售50万辆，国内40万，海外10万，但是前四个月的销量只有8.78万，是全年目标的17.56%。
另一个造车新势力，身处经营困境的哪吒汽车雪上加霜，其合作方上海禹形广告公司针对哪吒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提出了破产申请，已被浙江嘉兴中院立案，后续将进行实质审查。哪吒去年下半年以来风雨飘摇，今年未有明显的复苏迹象，或许日子不多了。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都喜欢隐藏式门把手，说是美观，能减少空气阻力，提高续航里程。隐藏式门把手最早在1952年奔驰的产品上使用，但是一直没有推广开，直到特斯拉引领了潮流。
但是隐藏式门把手存在安全隐患，车辆断电会导致门把手无法顺利弹出。近年来多起新能源汽车事故中，门把手无法打开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工信部近日就《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修订发布建议书，这是强制性国标，将提出新要求。建议书提出，车企需从救援逃生的角度，强化车门外把手在碰撞以及车辆起火等事故场景的安全逻辑，增加机械或者断电保护等安全冗余设计，保证断电碰撞等事故中车门系统能够开启。
政府集中采购公务车，应当选用国产汽车，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修订后公布，这一句引发了关注，不过这是重申，2013年条例出台时就是这么说的。
这次修订的亮点是写入“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过紧日子”最早出现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后频繁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等重要的场合。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
不过，去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通稿里没有出现“过紧日子”，于是有乐观的分析认为，2025年“紧日子”或已远去。理由是，去年国家制定了十四万亿地方债化债计划，相当于给地方松了手脚。
地方又有钱了，今年各地重大项目纷纷上马，拉动经济“开门红”。而在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各地还号召“干部带头消费”，也让人进一步认为“过紧日子”的时代过去了。
不过风向很快变了。根据中央决定，今年全国两会后到七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活动，现在修订《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过紧日子”重新提上日程。
修订后的《条例》突出强调了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并指出“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
《新华日报》指出，
一些党政机关难破“铺张惯性”，明面上的奢侈可能没有了，但暗地里的浪费还存在。多地纪检委通报中，党员干部通过擅自改变公务行程借机公款旅游，或者以学习培训、考察调研、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公款旅游；一些党政机关仍存在“温水煮蛙”式的浪费，如不必要的会议装饰、人走了空调和电脑不关、打印复印大手大脚；还有地方在节庆展会论坛、运动会、赛会等活动中互相攀比、大操大办......
日前，中央层面深入贯彻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通报，河南信阳罗山县10名干部在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喝了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通报指，在学习教育刚刚启动部署之际，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员书记李献林等人就公然组织违规吃喝，目无法纪，顶风违纪，且造成了严重后果，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
说到消费，05后小演员黄杨钿甜不久前在网上分享成人礼的照片，佩戴的耳环被指认是奢侈品牌GRAFF经典系列，公价约230万。网民质疑，2007年出生的黄杨钿甜不应该有如此高的消费水平。另有消息称，她的父亲曾是四川雅安的公务员，激起了舆论热议。
16日，其父杨伟发微博强调，耳环是仿品，详细说明其公职经历和辞职经商的时间线，称涉及雅安灾后重建、赈灾贪官等是谣言，但未回应别墅产权、二胎等质疑。
17日，雅安纪检委确认事件已由相关部门处理。河南大象新闻评论，
这不是普通的娱乐圈八卦，而是公众对财富来源、公职人员廉洁性和社会公平的集体追问。从耳环真伪到黄杨钿甜父亲的公职背景，再到家族企业资金流向，这场风波早已超越“明星花边”，直指社会公共事务核心。
耳环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折射的财富透明问题。公众不是在窥探明星隐私，而是在追问：一个公职人员家庭的财富积累是否经得起推敲？
杨某作为前公职人员，其职业履历和财富积累天然属于公众监督的范畴。2013年雅安地震灾后重建资金涉及公众利益，任何相关人员的财务状况都应接受审查。即便杨某否认参与重建，其辞职后迅速转型商人、公司注册时间与女儿出道重合、疫情期间进入生物科技领域，这些“巧合”都指向可能的权力寻租。公众的质疑不是无端揣测，而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合理推测。
杨某连夜卸任法人更像是“避嫌”而非坦荡，进一步强化了公众的监督需求。
事件不是明星私事，而是涉及公职人员廉洁性的公共议题。公众知情权不容忽视，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今天，雅安联合调查组通报，杨伟在雅工作期间未经手灾后重建项目招投标，未涉及灾后重建资金审批管理和慈善捐款，但有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参加公务员招录考试和工作期间，涉嫌故意隐瞒、违法生二孩。
而网民再次提起了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紧迫性。
老话说，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哪怕是贪官，如浙江省原副省长“朱十亿”朱从玖，去年被判无期，认定受贿1.05亿，可见合理合法的财产是会得到保护的。
据财新之前报道，朱从玖多年以来就是证监会及浙江高官里公开的“有钱人”，向组织申报的财产就有几个亿，坊间戏称“朱十亿”。
早在2012年，《财新周刊》就曾报道，《阳光法案 只欠东风》，当时多位高对财产公示问题正面表态，民间呼声与地方实践相互激发，内部申报制度行之有年，“阳光法案”只待最后一步。
近期，极致低消费的概念很火，大意是将日常消费压缩至最低限度，仅保留维持基本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消费，同时摒弃所有非必要的消费行为和物品。
五一假期之后，一篇题为《今年五一，玩命穷游的游客薅秃了多少城市？》的文章也被广泛转发和讨论。《南方周末》上个月介绍了德国作家、"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凯斯特纳在西方世界大萧条时期写下的自传性长篇小说《法比安》，一个青年人在光怪陆离的柏林逐渐失去生存之所，直至死亡。该书中文版今年首次问世，凯斯特纳曾获国际安徒生奖和德国文学最高奖毕希纳奖，四次获诺奖提名。
《法比安》叙事时间紧凑，主人公法比安三十二岁，单身，租住在群租房里。小说的十一天时间里，他穿梭于柏林形形色色的场所，感受这座城市的迷乱、萧条、冷酷，经历背叛和失去，最后为了救人，从桥上纵身一跃，死在了冰冷的湖水中。
法比安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当过广告公司的职员，写香烟广告。在老家邻居的眼里，这与他文科博士的学历不相称，母亲为他辩解称是过渡性工作。“今天如果你不想饿死——谁又想饿死呢——就不能干等着正儿八经的工作从天而降。”
法比安已经没有了赚钱的欲望。他对朋友说，“我不要利息，不要剩余价值，赚了钱做什么？只为了吃饱的话，没必要前进。”
另外，美国大萧条时的经验也被时常翻出来，当时美国普通家庭信奉的格言是，“用完它，穿烂它，凑合着用。”
受影响最明显的是休闲方式。娱乐和运动商品销售金额1929年是5亿美元，1933年跌了一半。休闲团体——城市运动俱乐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和网球俱乐部等在1930到1934年间减少了一半，而迷你高尔夫成为热潮。30年代，各地涌现出3万个微型高尔夫球场，每轮价格从25美分到50美分不等。
另一方面，简单的家庭游戏，比如拼图、拼字、强手、跳棋、桥牌类似大富翁的桌游，国际象棋、掷套圈等变得大受欢迎，要么是为了消磨时间，要么是为了排遣焦虑。
在郊区，人们待在家里促进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户外晚餐的复兴，还刺激了业余木工、机械、养鸽子等业余爱好。
女性杂志和广播节目教家庭主妇如何煮砂锅菜和一锅饭（one-pot meal），大概类似于乱炖。
还有教会组织的百乐餐（potlucks），每人自带一个菜，成为流行的分享食物的方式，也是廉价的社交娱乐方式。
许多家庭为了自给自足，在自家的小菜园里种上了蔬菜和草药，一些城镇允许将空地转为社区的“节俭花园”（thrift gardens），居民可以在那里种植粮食。
生理期不舒服，去校医室开假条，被要求脱裤子证明，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一名女生的遭遇引发关注。
耿丹学院是民办独立学院，16日通报称，医务室值班人员工作开展符合相关流程，在征得学生同意之后，开展进一步诊疗工作，且未出现使用器械及手诊等检查行为。
通报非常强硬，回避了关键问题，意思是规矩就是这么定的，还警告网民不要恶意传播。但学校的规矩并不能作为合理的依据，因为人们质疑的正是学校的规矩。
校方此前称，有女生一个月开假条四五次，此举是为了防范部分学生谎称生理期以频繁请假，但这也不是侵犯学生隐私的理由。北京市教委就要求其全面整改校医服务规范，排查生理假制度。
此前，还有山西高校要求登记女生生理期“防逃晨跑”，华南某中学公开记录例假表防逃课，都表明学校的管理思维的陈旧、简单和粗暴化。事件的讨论再次延伸到大学管理的“准军事化”“中学化”等问题。
上个月，《半月谈》也关注到，近年来一些高校的新校规屡屡引发社会对于高校管理中学化的讨论。
比如，高校组建家长群、给家长寄成绩单、学生未经允许不准出校门。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中学化管理不适合大学生的成长，但在一片质疑声中，采取中学化管理的大学却越来越多。
有不少大学生吐槽自己被“圈养”，而有高校老师表示，这是为了解决部分大学生缺乏自律性和责任心的无奈之举。
高等教育普及，让大量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能进入大学，但是并没有培养起相应的习惯。
大学还有两点无奈，一是家长从关注高考升学发展到关注考研，大学生在校期间出现学业问题，有些家长会将责任推给大学，指责没有从严管理；二是舆论关注大学生的校内外安全，节假日双休日在校外发生安全事故，也要求学校担责。
这也是中小学的困境，中小学对学生实行“圈养”管理，主要原因除了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也是为了应对“问责压力”。
因此，要调整大学管理中学化，除了要求大学调整管理思维，尊重学生的权利，还需要基础教育也做出转变。
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管教权也需要尽快明确边界。
浙江瑞安陈先生反映，他10岁的儿子上四年级，上个月被学校老师掐脖子、扇耳光殴打，并抱到三楼窗口威胁要将其扔下去，目前当地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陈先生称，事情发生在下午延时课期间，儿子玩水枪时不慎喷到了老师，随后就被老师扇耳光、卡住脖子殴打，老师还把他抱到走廊窗口威胁要把他扔下去。
起先，陈先生并未看到视频，是看到孩子脖子上的掐痕之后，追问之下才得知了具体的情况。他到学校询问老师时，对方矢口否认，直到5月初，从多位学生口中印证了孩子被打，才报案。记者联系到学校一孙姓校长，对方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和采访意图之后，连说“没打没打”，随后挂断了电话。
去年，中央出台《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这一鲜明表态引发了社会关注和热议。
但是惩戒权的边界在哪里？教学实践中，不少老师不敢对违纪违规的学生进行惩戒，“管”重了可能会被认为是体罚学生，甚至可能被家长投诉。
2019年，广东拟立法明确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送审稿）》提出，中小学教师对学生上课期间不专心听课、不能完成作业或者作业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可以采取一定的教育惩戒措施，但不得侮辱、殴打、体罚学生。
最终通过的《条例》差异较大，规定“中小学校学生在校园内，有用硬物投掷他人、推搡、争抢、强迫传抄作业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和批评，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戒措施。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打骂、辱骂以及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家庭管教方式也急需改变。
在山东青岛，一名9岁男孩18日私自用手机给游戏充值，被父亲殴打后3小时，呼吸心跳骤停，送医急救，急诊医生按照反家暴法的规定报警。警方通报称，是因为男孩父亲在家中管教打骂导致男孩受伤，后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显示，这位父亲是用电线持续抽打孩子。
在浙江杭州，9岁围棋业余6段小朋友朱某鑫19日跳楼轻生。消息称，他生前长期因为输棋被父亲极端殴打。朱某鑫7岁时九战全胜，获得了“浑南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幼儿组冠军，也是同年福建省围棋协会参加“烂柯杯”年龄最小的选手。
围棋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孩子当晚受了刺激，跳楼自杀了。他是个不错的苗子，但是谈不上是天才。孩子（轻生）应该是跟他家庭关系有关，他家庭破碎父母离异，他父亲对待孩子可能粗暴了一点，挺可惜的。”并表示，“听说其他家长在比赛中也看到他父亲因为孩子输了棋，对他拳打脚踢，家长也当场劝诫他，也反映过（家暴的问题）。”
无论是棍棒教育还是优绩主义下家暴，都是当代家庭的管教误区，部分家长在用暴力宣泄时，却没有反思过自己监护责任的失职。
破解暴力管教，需要多维度的干预。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六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