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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解除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通报山东一些地方重复开工、虚假开工的现象。
半月谈就此到各地调研，发现部分地方项目建设开工即停工，开工即“完工”。热热闹闹的集中开工仪式不久后，一些项目就任由荒草漫过地基。半月谈发出质疑，既然项目不成熟，当初为何要开工？
比如西部某市一重点桥梁改造工程2022年举行开工仪式之后，短暂开工便停工至今。原定建设时限720天，如今时限已过，仍未看到明显进展。内部人士说，项目在高压线路迁改等工作还没完成的情况下，就在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上仓促宣布开工，但因缆索系统和北岸引桥不具备施工条件，开工不久后设备和施工人员又匆匆离场。
不久前，连接两省的某交通项目再次举行开工仪式，知情人士介绍，该项目几年前就先后在这两省举办过动工仪式，沿线群众翘首以盼，期待完工之后出行更便利，但开工不久就停了下来。一名群众说，“既然现在才是正式开工，不懂数年前相关部门为何就宣布开工了？”柳州轨交更典型，这个就不用说了。
江西临川温泉景区原党工委书记刘俊福也被通报在未进行论证的情况下，就在短期内盲目引进打着生态发展等旗号的“特色小镇”，投入大量资金举行开工仪式并建设配套，因脱离当地发展时机大面积烂尾。
专家分析，集中开工、集中签约是展示当地发展成绩的重要窗口，但一些地方觉得开工少了“不好看”，盲目追求开工数量，甚至弄虚作假。唯数据的评价体系让一些地方沉迷于“数字游戏”，考核看中开工数排名而非综合评估发展质量。
受访基层干部说，在“比学赶超”的压力下，上级部门为了压实发展经济的责任，给基层强压不切实际的指标，只顾部署、不抓执行，只看数字、不问过程；有的上级只关注“是否开工”而非“能否建成”，为了完成任务，一些项目只能仓促上马。
半月谈评论，弄虚作假、自我表演式的“集中开工”，不仅造成资金和人力浪费，还透支政府公信力，扰乱市场预期。一次次虚假开工后，被寄予厚望的重点项目，本应是地方发展的“垫脚石”，最后却成了“绊脚石”。
关注一个行政改革动向。
7月4日，湖南娄底市娄星区涟滨街道、大埠桥街道挂牌，这两个街道原本由娄底经开区代管，现整体移交楼星区管理。娄底经开区2003年开园建设，2012年晋升国家级经开区，原本下辖这两个街道管理人口12万。
改革背景是湖南去年全面打响园区改革攻坚战，铺开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规范人员管理、探索市场化建设运营等六项改革。今年1月，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开发区条例》，要求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定位，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由属地政府承担，开发区不得托管或代管行政区化建制。这一改革将彻底改变开发区过去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集中精力抓产业、促创新。
《湖南日报》报道了改革成果。比如，益阳高新区经济合作局此前总共20多人，30%的人负责社会事务，想大展拳脚却力不从心。改革之后，益阳高新区将171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移交市直部门和赫山区委区政府，托管的一镇两街道移交赫山区管理。机构和人员瘦身，75%的人员向招商产业等一线部门倾斜。
1984年10月，大陆设立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大连经开区。40多年来，开发区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但积累的问题逐渐暴露。比如，功能定位不清晰、与属地行政区职责关系尚未理顺、管理机制不够完善等，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投资效益不高，存在债务隐患。
2017年，国办出台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对开发区与行政区的统筹协调，完善开发区财政预算管理和独立核算机制，充分依托所在地政府开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减少向开发区派驻的部门，逐步理顺开发区与代管乡镇、街道的关系。
去年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新华社配发的学习问答称，改革方向包括进一步理顺开发区和属地行政区关系，具备条件的开发区逐步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交由属地政府承担。
开发区没有固定的行政管理体制，大致形成政区合一模式、管委会模式和行政区化模式，运营管理架构上有政府主导型、“管委会+公司”的联合运作型和公司运作型三种主要模式。新华社文章称，有序推进政企分离、管运分开，支持开发区探索“管委会+公司”等运营模式，意味着这是一个重点方向。
去年“不爱上学门诊”上过热门，现在“不爱上班门诊”也来了。
秦皇岛二甲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开设“不爱上班”门诊引发热议。该门诊已经挂牌两个月，而且是在“不爱上学门诊”患者的家长建议下开设的。
门诊负责人、该院睡眠-心理科主任岳利民介绍，在接诊过程中发现有的人不爱上班，其实背后有焦虑、抑郁等问题，但直接说这种现象与焦虑症、抑郁症有关，患者可能会有病耻感，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名字，让患者没有负担地走进诊室。
岳利民表示，对上班和上学失去兴趣只是一种表象，背后原因十分复杂。我们要做的是帮助患者找出具体症结并针对性解决。除了情绪低落和动力减退，少数情况下也可能是器质性疾病导致的。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上班和上学了，而是“不能”了，后面这种情况就要高度重视。
“不爱上班门诊”的就医流程和一般精神心理学科相似。医生先通过问诊，了解患者近况，并进行心理和身体的检查，排除器质性疾病的可能；随后对患者进行心理量表、植物神经功能平衡性以及体能测试；最后为患者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
岳利民提示，如果只是因一时抑郁情绪导致不爱上班，一般持续时间都较短，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及时休息、保存恢复精力、调整状态，在专业帮助下，一段时间后都可恢复。
长期以来，打工人忽视了自身心理问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2024年Z世代职场心理健康报告》显示，70%的受访者曾因职场问题产生心理健康问题，但人们感觉到了问题，却不愿意揭开盖子。
求医问诊只是解决打工人心理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当下加班多、杂事多、易遭PUA的现实，该治病的不只是打工人。
打工人连续工作8小时，闭眼休息3分钟就被公司开除了，这合法吗？广州南沙区法院近日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
2021年3月，余某入职品某公司任店长，负责管理在商场的门店。2024年9月26日，公司区域经理微信告知余某，其工号将于当日删除。双方均确认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公司主张，余某在工作时间店内有顾客时、在收银台凳子上睡觉被商场人员投诉，其管理的门店曾在营业时间关闭门店违反商场制度，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租赁该场地，产生严重损失，故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而余某表示，去年9月某日被商场人员投诉一事确实存在，但ta从9点半开始上班到晚上10点半，当天门店所有工作均由他一人完成。晚上8点左右，当天上班已超8小时，出现了生理性疲惫，因为工作太累坐在凳子上歇了一会儿，实际没有睡着。且公司也无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接待客人，客人进来时自己有接待，只是太累了就坐了一下，闭眼休息了3分钟而已。至于去年8月某日闭店一事，是因为当天店内仅一名店员，他在上厕所期间短暂关门。
法院一审判决，品某公司向余某一次性支付工资差额217.2元，住房补贴3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572.24元，并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表示，余某连续工作超8小时，公司未安排人员顶岗，其疲惫时闭眼休息是正常生理现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长时间睡眠及影响销售。8月某日闭店是因上厕所，余某已作出合理解释。
公司虽提供了视频，但时长2秒的视频仅显示余某手扶着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法官指出，余某并非严重过错，公司无证据证明其行为造成责罚规定中的“严重损失”，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休息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企业应维护劳动者休息权，助力自身高质量发展。
来看两个商战局。
娃哈哈掌门人宗馥莉卷入的遗产大战升级，近日，她被宗继昌（JackyZong）、宗婕莉（JessieZong）、宗继盛（JerryZong）三人诉至香港法庭，这是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他们寻求阻止宗馥莉处置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的资产。
原告律师称，这是宗庆后指示下属在汇丰银行设立的信托，三人要追讨宗庆后生前承诺的21亿美元，约合150亿人民币信托权益。三人也向杭州法院起诉，以确保其各自7亿美元的信托权利。截至2024年初，该账户余额约18亿美元。法律文件显示截至2024年5月，约110万美元被转出。
原告请求法庭冻结账户，并要求宗馥莉尊重父亲的遗嘱，支付数百万美元利息，并赔偿因转移资金而产生的损失。宗馥莉方的律师称，宗馥莉不接受这些证据，而且宗庆后并没有向她发出指示。
公众过往的印象中，宗庆后的家庭关系简单，妻子施幼珍，独女宗馥莉。但娃哈哈管理层对外成立的投资主体有一家广元金信投资公司，股权结构是宗馥莉持股60%，杜建英持股40%。杜建英是娃哈哈早期高管，比宗庆后小21岁，曾以看护人的身份陪宗馥莉赴美留学。期间在洛杉矶产子，此时，宗庆后与原配施幼珍的婚姻仍在存续。
根据法庭文件，宗继昌生于1989年，宗婕莉生于1998年，宗继盛生于2017年，都是美国籍。杜建英、宗继昌、宗婕莉的身影还出现在多家娃哈哈集团的关联公司中。看来，尽管宗馥莉已接任娃哈哈董事长总经理，但接班之路似乎没那么顺利。
公众关注的一大焦点是非婚生的三个弟弟妹妹，是否与婚生的宗馥莉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信托受益权。民法典规定了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但实践中常常遇到障碍。
原告律师称，宗庆后晚年曾在私人场合承认三名子女的“宗氏血脉”，并口头承诺“不会亏待”。但遗嘱见证人清一色是娃哈哈高管，无家族成员签字，程序存在瑕疵。另外，三名原告需通过DNA鉴定或生前抚养证据确认亲子关系，且需推翻宗馥莉声称的境外资产全部归其所有的遗嘱内容。这起纠纷涉及利益巨大，过程会很漫长，双方和解难度也很大。
犹记得，去年部分网民对农夫山泉的攻击理由就是钟睒睒的儿子是美国籍，还以娃哈哈来拉踩。现在看来，大佬们的操作都差不多，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更值得分析。
疫苗巨头科兴控制权内战白热化，现在有两个董事会，两个董事长。
科兴控股是北京科兴生物母公司，2021年至2022年营收超1300亿，净利超960亿。过去几年，每当科兴或相关方披露新冠疫苗利润都会引起热烈讨论，不过科兴2018年就陷入了控制权争夺，到今年之前，这些利润都趴在账上或用于生产经营，并未分红。
2001年，尹卫东与潘爱华共同成立北京科兴，主营业务是人用疫苗及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之后20多年，两位创始人的股权拉锯战比产品更吸引眼球。
2016年，科兴计划在美股私有化退市并回到内地上市，尹卫东和潘爱华分别拉拢资本站队。尹卫东、赛富基金、康桥资本、维梧资本等主张维持现有的管理团队；潘爱华、未名医药、中信并购基金、强新资本等要求更换管理层。博弈中，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李嘉强控制的强新资本成为关键。
2018年冲突升级，强新资本对科兴提起诉讼。期间尹潘双方爆发抢公章、占厂房、剪电线等冲突，甚至导致生产中断。长期的治理混乱让纳斯达克在2019年2月宣布科兴停牌。
2024年2月，潘爱华因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刑，事件似乎告一段落。然而今年1月，英国枢密院以“历史决议程序存在瑕疵”为由，追溯性地将科兴董事会中的4名成员替换为强新资本2018年2月提名的人选，重新点燃两个董事会之争。
新任董事会提出分红计划时间表，原董事则提出罢免新董事会。7月9日，在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和巴布达举行特别股东大会，赛富基金宣布经过投票，大会罢免了李嘉强董事会，并选出新10人董事会；李嘉强董事会称所谓新董事会不合法，并称其主导的董事会将继续治理公司，同时执行已公布的每股55美元特别现金分红。将推动普通股恢复在纳斯达克交易，探索公司在香港上市，提升流动性与股东回报。
10日，科兴生物公告，每股55美元的现金股息正按计划发放，此次分红资金达到39.5亿美元（约280亿人民币）。按照停牌时的每股6.47美元计算，股息率高达850%。
双方当前共同面临的时间节点是7月15日，科兴生物必须在此之前向纳斯达克提交合规性整改方案，否则可能面临退市风险。
最后看一组性别议题。
郑州人民公园附近，近期有多名青年男子在夜间持械围追殴打他人。施暴者通过交友软件伪装成同性恋者，将受害者约至公园实施围殴。受害者不限于同性恋者，其他落单男性也成为袭击的目标。
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警方通报称，他们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多次临时起意，相约作案。
南京“红姐事件”轰动一时。南京公安局通报，“红姐”其实是38岁外省男子焦某某，涉嫌冒充女性与多名男性发生性行为，并偷拍过程上传至网络，目前已被刑拘。所谓“60岁大叔”“与1691名男子发生关系”等信息属于夸大与不实。
这两起事件除了社会治安问题，共同反映了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的生存困境，以及性别、阶级与年龄交织的歧视问题。
昨天，出轨Zeus女生被学校开除成为热门。去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反恐精英世锦赛期间，乌克兰选手Zeus在粉丝群里炫耀，与一名中国女孩发生关系，网传女生是大连工业大学在校生。根据《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除了通报点到姓名的争议，事件其他焦点在于第一：学校是否有权评价学生的私生活，尤其是学生未违反法律法规，仅涉及道德层面，学校管理权限和范围如何界定。第二：处分程度是否恰当，该女生行为有不妥，但开除学籍是否过于严厉。第三：咒私将亲密照公开炫耀，涉嫌侵犯隐私及传播淫秽内容，未受到任何处罚，而中国女生却要被开除学籍。是否是一种“治不了洋人还治不了你”。
还有一个问题是，规定本身是否过时？“有损国格”来源于几十年前的尚未法规，当时的试用场景显然不是针对这种情况。就像“非法信道”写进法规时针对的也不是今天使用的情况。
本世纪以前，国内大学对大学生的婚恋甚至性行为有严格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求，大学生结婚需学校同意。还有大学不准在校生谈恋爱，不准发生未婚性关系，这些规定一直被质疑违反上位法，不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教育部2005年修订，废弃了很多条款。
但各高校不一定及时修改。2011年河北经贸大学称，将劝退婚前同居者。2021年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手册中，仍有处罚未婚性行为的条款，当时不少高校校规也被发现类似的条款。
此次《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仍有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该修改的恐怕应该是校规，以及推荐大家复习一下鲁迅先生的《我之节烈观》。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