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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31转发动态： 关于郑智化那条，一些观众拿出马督工的传统艺能“钱从哪儿来”说事儿，然而督工追问水司楼、柳州轻轨、地方债等问题时，显然还有一个更前置的问题“钱去哪儿了”。我们的建筑设计都有便利残疾人的规范，但实际执行如何？大家所在城市的盲道是连续的吗？方便老年人/残疾人坐轮椅出行的通道是通畅的吗？而且残疾人也是工作和缴过税的。还有人指责郑智化是“小题大做”“拿明星身份压人”“要特权”，然而这几天大家也看到了更多的普通人在机场/高铁站更加字面上的连滚带爬，引起过一点水花吗？倒不如说，真的需要有个名人把问题摆到台面上。就是这期下面，有些受伤的关注需要坐轮椅或者拄拐，才更加深切感受到了各种不便。还有其他争议，下期再回应。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22期参考信息。
近日，湖北孝感安陆市一乡镇向村民征收每户50元的“社会治安险”引
发关注。
一份落款为“安陆市辛榨乡陈汪村村民委员会”的公告中，除了要启动征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卫生费，还有一项社会治安保险，每户50元。公告还表示，“请参保人员在规定时间内缴纳各项保险，逾期未缴费者，后果自己承担。”
有网民疑问，“既然是保险，家里财产被盗，丢失真的会理赔吗？找谁理赔？村委会还是派出所？”还有人质疑，公告中的语气，“后果自己承担，听起来不像是自愿，像是强制。”也有人疑虑，这是不是强制行政收费？不交费，出事了，政府是不是不管？
辛榨乡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社会治安险已经持续好几年，是当地与保险公司联合推出的惠民项目，由综治中心负责。一直是自愿原则，没有强制村民购买。有50元一户的，也有100元一户，不同金额，标准不同。
为何会推出这项保险？对方解释，由于很多村民自建的房子年代久远，电线线路和管线等可能老化，加上现在年轻人都在外面，村里都是老人，安全防范意识不强。万一他们疏忽了，电器没有拔，出现火灾等事故，后果就比较严重。通过买保险买保障，万一出了问题，老人们最起码有点资金赔偿。
安陆市综治中心也表示，保险是相关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的，旨在帮助村民家中在遭遇火灾或者被盗后减少损失。并非强制缴纳，而是秉承村民自愿的原则。
从官方的回应来看，社会治安保险是一种类似车险的小额农村保险，具有一定的普惠性，其实类似的险种不少地方都有。山东聊城2003年起就开始试点治安保险，2005年扩展到烟台、枣庄等地。2015年推出了每户25元或者30元的保费方案，覆盖火灾、盗窃、自然灾害等责任。
近年来，安徽、湖北等地也因为征收治安保险费上过新闻。
2023年，湖北云梦县隔蒲潭镇要村民缴纳“两险”“三费”，“三费”就包含卫生费每人35元，治安费每户50元，民生救助费每人10元。村干部表示，当年就有四五户人家因为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赔付了1000到4000元。所以，对许多电线老化、青壮年外出、老人留守的农村家庭来说，这个社会治安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风险兜底作用。
近日，湖北省长李殿勋调研国有“三资”管理改革时，要求更加深刻把握“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三项原则。引发市场和公众的高度关注，A股湖北国资概念股一度表现强势。
但严格来说，这几条都是近年来既定的政策方向，这次主要是排比句气势强大，内涵上没有突破。
2015年以来，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方向就是从管企业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核心”，推动国有资源资产化、国有资产证券化，有中央政策的背书。最有不同的是第三句“杠杆化”。
国有资产证券化原本是为了降低国企的杠杆率，清理“僵尸企业”。但这里的杠杆化明显指的是借债，结合具体措施，不是为了维持国企本身的存在而借债，而是为了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要盘活的六类国有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林业、水利、能源、数据资源；五类国有资产是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和产业园区持有的实物、债权、股权、特许经营权、未来收益权资产，两类国有资金是低效和闲置国有资金。
其实李殿勋先前在湖南担任常务副省长就提出了这三句话。最早是在2023年3月，湖南全省国有“三资”清查处置与管理改革工作推进会议上，现在担任湖北省长应该是带着成功经验来推广的。
总之，“三资三化”和地方财政压力、化债密切相关，和“过紧日子”“盘活闲置国有资产”是同一类。“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四种方式也是要努力变现搞钱。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李殿勋在湖南当常务副省长时主管发改商务、金融，协管财政，但并不分管国企和国企改革，也就是说由财政部门而不是由国资部门来主导改革。
湖南的“三资改革”多次被财政部主管的《中国财政》杂志列为正面典型。对于湖北的改革，湖北省政府咨询委员秦尊文表示，
过去土地财政占比较大，现在需要向土地以外的其他资产来开拓。比如过去自然资源中的矿山、河沙等，因为没有统一管理或者管理不善，没有变成资本去创造剩余价值，造成了资源浪费，还有一些培训中心和招待所，每个地方都有，现在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效果还比较好。
安徽24日也出台推进“大资产”统筹管理总体工作方案，要盘活政府存量资产资源资金。近年来，地方政府接盘过剩产能闹得一地鸡毛，在财政压力下大搞远洋捕捞和“饭刚做好连锅端”。
还是在湖北，十堰市发生了一起车辆在小学门口冲撞人群的恶性事件。
但两天之后才等来了警情通报，涉事司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一死多伤，已被刑拘。
据财新报道，事件发生在十堰市毛箭区重庆路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事发时正值放学时段。现场视频显示，10月22日17时29分至30分之间，路口红灯还有几秒，一辆白色小车径直冲出，撞向前方路口的等候人群，多人倒地疑似受伤，其中有多名小学生。
重庆路小学是当地的一所公办小学，2016年8月搬迁到当前新校区，现有班级57个，学生3028人。
毛箭区公安分局25日凌晨2点多通报，
22日17时30分许群众报警称，文秀路与山东路交叉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当场控制车辆驾驶员陈某，并全力协助开展伤员救治等工作。
经现场勘查、视频回溯、走访调查和深入侦查，查明陈某（男，48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一人送医救治无效死亡，四人伤情较重（均无生命危险），多人轻微受伤。目前陈某已被刑拘，案件办理正抓紧进行。
根据《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关条款，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或者死刑。因为过失犯罪的，判3到7年；情节较轻的，判3年以下或者拘役。
今年6月，北京密云区第一小学门口发生轿车冲撞事件。官方通报是35岁的司机韩某某因为操作不当与行人发生碰撞，未提伤亡的人数。
去年11月，湖南常德市鼎城区也发生一起小学门口车辆撞人事件，30多人受伤，其中有18名是小学生，所幸无人重伤或者死亡。
事发仅1个月后，司机黄文就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决显示，他的犯罪动机是“因投资亏损、与家人矛盾等原因，为发泄个人情绪。”
行政区划“逆向”调整，又见新案例。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政府近日公告，当地沙陀子社区改建为沙陀子村，苏木皋社区改建为苏木皋村。
一般来说，更常见的调整是“撤村并居”，“村改居（社区）”，这是农村实现城镇化的主要方式，而社区改村并不多见。
沙陀子村、苏木皋村都属于宁城县天义镇，天义镇是县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下辖19个行政村，2个社区，144个村民组，14963户，46604人。
沙陀子村和苏木皋村都在天义镇政府驻地附近三四公里的范围内，这次由社区改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是从别的省份的类似调整中可以窥见蛛丝马迹。
安徽铜陵枞阳县9月以来公布多个乡镇的村和社区规模优化调整方案，其中，义津镇的菁华村、杨湾社区合并，成立礼让村；义津村、义津社区合并，成立义津村；白梅乡调整了6个村，大岭村、东山村合并为大岭村；岩钱村、黄石村合并成为白云岩村；小街村、翼青村合并成为青口畈村。
县政府官网早前发布《白梅乡村规模优化调整决策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披露了合并的原因。大岭村户籍人口1535人，常住不足400人；东山村户籍人口2404人，常住约700人，都面临着劳动力流出、发展动力不足、空心化严峻等问题，合并有利于资源整合与激发活力。
其他几个村也类似。户籍与常住人口比例最悬殊的是小街村，接近5:1，户籍4431人，常住只有约900人。
枞阳曾经是近百万人的大县，是“全国行业外派劳务基地县”，去年户籍人口降至76万，常住只有46万。
今年8月，枞阳县政府常务会议听取《枞阳县村（社区）规模优化调整工作的实施方案（送审稿）》的汇报。起草背景指出，当前枞阳县村社规模普遍较小，户籍人口3000人以下的行政村有62个，常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社区有15个。大多数村社资源配置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生产要素不够集中，难以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村社规模优化调整有利于整合要素资源、集聚集约发展、承载产业集聚。
2020年底，黑龙江伊春市友好区两个街道“撤街设镇”的逆向调整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城镇化接近尾声、人口萎缩的大背景下，逆向调整会越来越多。
南方人物周刊公号近日转发了一篇《“县城婆罗门”被群嘲，年轻人不吃这一套了》。
以前在大城市呆累了，回小县城发展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但是回县城并不代表轻松，因为也可能遭遇“县城婆罗门”。
而今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关于“县城婆罗门”的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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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婆罗门”并非严格的学术定义，借用印度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意象，指代县城里掌握核心资源且有代际传承优势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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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非正规的方式维持优势，形成相对固定的利益圈层，在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动位置，并具有隐蔽性和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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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办件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流程和规则，而是“我认识谁？”“我家里有谁认识他？”有关系、有地位的“县城婆罗门”一个电话、一句招呼就能为我们解决难题，进一步巩固了他们有关系、有地位的形象和声誉。
然而他们“举手之劳”的前提是，最优质最核心的社会资源已经被他们占据了，比如隐秘的信息渠道、优先的准入资格，制定或者变通规则的话语权，核心重要信息先在“婆罗门”关系网内流转，等传递到普通群体时，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已经是“婆罗门”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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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县城青年不愿被看不见的关系网束缚，也不想在“拼爹游戏”中永远落后，选择逃离县城、去往了北上广。大城市虽然竞争激烈，但至少机会相对透明、规则相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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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年轻人逃离县城，从根本上动摇了“县城婆罗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他们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别人“有求于”他们的基础上。年轻人外出务工，生存发展不再局限于本地资源，对“县城婆罗门”的需求大幅降低。正如网友吐槽的，“我去省外打工了，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并且这一代年轻人更注重个人能力、公平竞争和开放环境，看不上“县城婆罗门”——还指望这一代年轻人巴着你、仰慕着你？懒都懒得瞧你。“县城婆罗门”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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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远见的“县城婆罗门”应当意识到：只有打破壁垒、推动公平、拥抱开放，才能为县城注入新的生命力。如果继续固守旧秩序，拒绝变革，最终结果将是双输：年轻人用脚投票离开，县城逐渐空心化；而“县城婆罗门”的资产、产业和社会地位，也将在凋敝的环境中进一步贬值。
县城需要年轻人，而年轻人需要公平的机会、透明的规则、开放的社会环境，这就必须彻底铲除“县城婆罗门”的土壤。要么一起把蛋糕做大，公平公正地分配蛋糕，要么“县城婆罗门”就守着缩水的蛋糕，眼睁睁看着它发馊变质、无人问津。
最后聊聊最近郑智化指责深圳宝安机场引发的舆论。
事件走向了奇怪的方向。本来是一起显而易见的残疾人被歧视事件，可以成为一个推动残障人士被看见、推动无障碍公共服务改善的良好契机。结果不仅需要本人道歉，而且在一个有8500万残疾人、老龄化加速的社会里，舆论居然能打个五五开。
所谓“反转”源自一段加速过的郑智化登机视频。有人质疑他并没有“连滚带爬”，随后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
经济观察报发文《郑智化无须道歉》，
文章说，
他言语间是有情绪，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厘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舆论汹涌地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或有祸有应得。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了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这种失焦对于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
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设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有人抬腿”才能通过。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尊严。社交媒体上一条评论说，其一位朋友在机场遭遇过因为升降机坏了，不得不被工作人员抬上飞机的经历，这位朋友觉得很难堪，此后尽量避免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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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8500万残障人士困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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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致力于截瘫患者回归社会的公益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时因为无障碍路口被占，他开着轮椅另寻他路，不幸跌落辞世；2021年，昵称为“轮椅小仙女”的脆骨症患者，在深圳因为无障碍通道设施破损致轮椅侧翻，摔落身亡。
在对残障群体的包容和支持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我们不是已经“足够好”，而是“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机场监控视频属于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如何流出来的不得而知。微博法律大V@petriv评论，
本来只是不人性化，结果公布视频，就真的没人性了。
此外，台湾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质询金句，“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近日被大陆歌手改编为歌曲《没出息》走红。
可见，郑智化用“连滚带爬”承袭和展现的是社会评论、议政问政的传统，这在大陆改编成神曲随口一嗨可以，动真格就超纲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如果郑智化自嘲连滚带爬都是“诬告”“夸大”，那么打工人自称牛马又该怎么算？是不是对经济的“唱衰”和“抹黑”呢？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