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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19年10月22日，欢迎收看第32期睡前消息，静静介绍新闻。
10月10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上表示，将投资100亿元，在成都建设总部大楼。选址已经确定，就是原来四川省预留的省委、省政府办公基地。为什么一个企业可以和省委抢地方呢？
http://www.eeo.com.cn/2019/1010/366830.shtml
首先，新希望集团是成都市乃至四川省重要的税收来源，营业收入是全省第一，政府让他三分也可以理解。但最核心的原因，可能是省委省政府故意改变办公地点，引导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投资。
四川是一个西部省份，自从汶川地震以来，超过一半的财政支出依靠中央转移支付，省内产业对政府及国有金融机构的依赖远大于东部发达地区。
最近几年，成都压倒了省内其他素有城市，把所有金融资源都吸收到省会，所以省政府和市政府搬到哪里，就会有一大批产业和资金跟着来。这次省政府让出的办公用地，在省市共建的天府新区，自从省政府宣称要搬家，土地楼板价已经从5000涨到1万三四了。
四川的官员不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2008年，成都市政府就以抗震救灾的名义，把预定的市政府办公区卖了十五亿，跑到金融中心南边的软件孵化园租了几栋旧办公楼，现在是国内极少数租房办公的市政府。让出去的土地现在是天府国际金融中心，地价与租金都是成都最高。
这次四川省政府把办公地转给新希望集团，似乎还打算再玩一次搬迁游戏。省委书记在新希望集团之后发言，说："政府办公不需要太热闹的地方，四川将另选更偏远一点的地方，建设新的省政府办公基地"。话音刚落，成都现在"东进"政策的主要区域，龙泉驿和简阳就开始传言，说省政府要搬过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热情高涨。
政府做一个搬迁的姿态，就能引导社会资金去建设城市，其他城市会不会学学成都市？
很难，狼来了的游戏大家都听过，能一直玩下去，成都也有自己的独特条件。
最基本的一点，大家虽然不知道省政府要搬到哪里，但都相信它一定要搬，因为省政府实在太小了。现在的省政府，就是当年的清朝四川总督府，十几亩地，就算盖了8层办公楼，也实在不够用。所以，省委被迫和省政府分开办公，在国内也很少见。现在四川8400万人，超过德国或者伊朗，这个办公规模肯定是不够用的。
另外，成都市的人口增量够大，城区本来也在自发扩展，所以省市两级政府不用折腾存量，就能引导资金和产业。2018年成都本科学历落户28万，其中一半是从北上广深回来的，这说明成都市的发展前景不错，跟着政府做生意的前景更不错。所以政府放一个搬家的构想，就有足够的人跟风，最后就算政府不搬家也不亏。
其他大多数省会，没有这么大的人口增量，腹地也不如成都大，如果也玩类似的游戏，玩一次可以，第二次估计就不灵了。成都政府眼下的信誉储备，估计还能至少再玩一次。
10月11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两级市场监管局发布联合调查结论，认定黔西县部分牛羊肉粉店的涨价是
"串通涨价"。处罚结果是两家带头的米粉店承诺降价，政府予以行政告诫。
10月13日，贵州省遵义市也出了类似的矛盾，习水县多家米粉店涨价，被当地市场监管局约谈，要求把价格降回去。商家涨价的理由是"猪肉价上涨带动了牛羊肉上涨"，市场监管局认为"理由不充分"。督工你怎么看这两个涨价事件？
我们先看一下涨价的事实。
贵州城镇居民的确习惯早饭吃一碗米粉。黔西县的牛肉粉，过去是小碗9块，大碗10块，加一份肉5块。这次涨价厚，小碗涨1块，大碗涨2块，单加肉从5块变7块。
习水县的涨幅差不多，羊肉粉从8块涨到10块。大碗夹肉的羊肉粉，从15变19。这个涨幅不算小，我能想象当地民间舆论肯定会纷纷议论。但在贵州，每天早晨都能吃得起十几块羊肉粉的阶层，也算中上层，要说有人会因为这次涨价就饿肚子，我也不信。
从处理结果看，黔西县很明确认定了米粉店违法，只是主动认错，所以降价就不处罚了。习水县没有明确说米粉店违法，只是说他们涨价理由不充分，为什么会有区别？
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串通的嫌疑。黔西县这次涨价，首先是两个店主在微信群里面发了涨价提议，其他店主大致赞同，所以出现了普遍涨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黔西县两家店铺被处置的关键原因。
习水县的涨价虽然也是几家同时涨价，但是并没有串通，至少没有找到没有串通的证据，所以市场监督局虽然要求恢复价格，但是只能约谈，不能用处罚来威慑。
督工，你怎么评价地方政府的两个处理结果？
习水县的处理肯定是有问题的。找不到别人违法的证据，就不能随便干预市场。现在肉类食品价格上涨是事实，平均工资也在上涨。如果不许羊肉粉涨价，政府就应该补贴米粉店。只凭一张嘴让人家恢复价格，我看不到合理性。
黔西县的处罚是有依据的，而且不止有法条上的依据，还有很多可参照的案例。
2006年到2007年，方便面中国分会开了三次会，协调康师傅、统一、华龙等大企业一起涨价。当时的粮食和肉类也在涨价，如果企业自己涨价，属于合理行为，但行业协会不能组织涨价。所以国家发改委立刻要求恢复价格，而且要求方便面中国分会公开向社会道歉，消除不良影响。
具体到米粉行业，2010年，南宁市鲜一阁食品厂组织南宁、柳州两地的米粉厂统一涨价。在涨价之前，鲜一阁还组织了米粉厂会议，通过承包、联营、入股、分红等方式，建立了33家企业的价格联盟，所以也被当地处罚。
从这两个例子看，黔西县的处理算是合理。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黔西县的处理方法还是值得讨论一下。
因为米粉行业的进入门槛非常低，如果经营成本不变，凭空集体涨价，结果必然是自己倒闭，给新的米粉店创造机会，让价格回到原来的位置。贵州本省就有这样的例子。2011年，一个80后看不惯周围的早餐店一起涨价，宣布要开一个平价早餐店，价格比同行低30%，一度成为网红店。
http://news.cntv.cn/20110703/103883.shtml
但结果并不美好，不到一年，小伙子自己就把店关了，理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每一碗面涨价一块钱也不赚钱。人民网还因此发了评论。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816/c70731-18756289.html
所以，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我建议政府还是不要急着搞价格管制。毕竟开一家米粉店很容易。这么充分竞争的市场，政府只要保护新店主的利益，不许原来的行业协会搞暴力威胁，就足以让价格保持在合理的位置上。最近贵州的牛羊肉价格涨了接近50%，强行锁定价格，既浪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浪费了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最后可能可能大家都没有米粉吃。
前面两个政府处罚的案例，一个是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利用了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寡头地位，一个是米粉厂组织了卡特尔价格联盟，所以必须干预。对于米粉店这种小生意，几家店不太可能操纵市场，更何况早饭不一定要吃米粉，还有其他食品提供竞争。政府最好先看看市场的自发反应。
我之所以这么提醒毕节市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是一个有前科的地区。2017年，毕节市区一家面馆涨价，每碗涨价一元，导致顾客抗议。区政府组织公安局、信访局、市场监督局到现场联合办公，结论居然是让老板公开道歉，价格恢复原样。现在这个新闻还挂在七星关区政府的网页上。
http://www.qxggs.gov.cn/ct/166005.htm
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省事，为了维稳，公开违法。至于到底谁利益受损，到底普通人有没有有得到好处，他们不关心。政府网页上第一句话就给出了最核心的理由是"微信圈大量转发"。这才是地方官员的逻辑。只要舆论暂时平静下来，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
http://www.sohu.com/a/167362399_662765
这一轮涨价，贵州省的地方干部还是同样的做法。习水县的领导虽然找不到米粉店串通的证据，最后还是要求降价。有媒体去当地采访，记录了当地干部的一句典型发言：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592710.html
"成本高的话，可以在分量和用料上适当控制，但价格要维持"
政府能接受减少分量，也不允许涨价，这是把自己和当地群众都当成了朝三暮四的猴子。按这样的逻辑去管理社会，很难想象能有什么长远规划。
新闻内容到此结束。下面是和读者的互动时间。首先我给读者道个歉。上个周日的31期，马前卒施工队第一次在周末正式更新。包括蛋卷在内，我们每个人都有些紧张，所以内容有很多偏差。
比如说，提到西五台山的时候，图文脱节，把甘肃的文殊山和宁夏贺兰山里面的西五台混淆了。
后面我提到菩萨的名字，"文殊师利"，本来是梵文（Manjusri）的音译，是一个完整的词，我外语比较差，断句位置没搞清楚，这是低级错误。
其他的内容，也有一些表述不清晰的地方，引发读者的误解，这里一并道歉，下个周日我们争取做得更好。
另外，31期的最后部分，我推荐了去年谈中美贸易战的视频，给那个2小时的视频带来了几万新播放量。和以往一样，新增的评论依旧是两极分化，大多数自称农民出身的的观众，都支持消灭农民。大多数支持小农经济的意见，理由都是希望农民充当经济危机的缓冲垫，给中国口粮问题提供底线保障。
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做评价，但我记得几十年前的一句口号："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有人认为国家需要小农经济，但自己不肯下乡，这似乎说明国家利益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分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2296462
所以，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逻辑，而是立场，我们必须说明白谁代表国家利益，搞清楚农民愿不愿意给别人当缓冲气囊，才能进一步谈论类似的问题。如果有人真的希望回乡务农，10月8日，第26期第二个话题就是农场经营问题，欢迎大家就下乡务农的细节进一步讨论。
还是第26期睡前消息，我们在第一个话题中引用了王选院士的发言。
不止一个观众在弹幕和回复中提到五笔打字法，督工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王选院士的工作重点吗？
说到王选，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史。
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也是最早有活字印刷的国家。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整体上技术落后，也因为汉字天生就比字母文字需要更多的活字，一直到19世纪，清朝末年，中国的主流印刷模式还是在木刻雕版，和唐宋时代没有根本差别。
所以，近代中国政权，无论是清朝还是洪秀全，从西方引进技术，第一是枪炮，第二就是印刷技术，西方传教士也积极引进印刷机，在一个雕版印刷的国家占领宣传高地。
第一波引进的技术是石印，新型雕版印刷，在石板上用脂肪性墨水写字画图，然后涂酸性的液体，把没有墨水的地方腐蚀一遍。腐蚀过的地方不沾油墨，石板就可以直接拿来印刷。
到了清朝末年，金属越来越便宜，合金技术越来越强，字型复杂的繁体汉字也能铸造到小块金属上，铅印技术开始取代石印。一直到1980年，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铅印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技术。
铅印首先要排版，把一个个铅活字挑出来，在排版框里面紧密排列，反复校对形成铅字底版。负责排版的工人，需要有良好的体力，能拿住几十斤的活字；要文化水平比较高，认识2000个常用字和4000个冷门字；还需要记忆力好，知道这些活字的固定摆放地点，一伸手就能把字拿过来。在中国管了几十年经济的陈云副主席，就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我在网上找到了40年代纽约时报的印刷流程，在一代人之前，中国的印刷厂也是这个样子。
http://www.sohu.com/a/148490519_114886?qq-pf-to=pcqq.c2c
小规模印刷的话，铅字构成的版面就可以直接涂油墨去印了。但为了避免磨损铅字，排出来的版面一般不会直接印刷，而是压在塑性很强的特种纸板上，做成纸型，这个纸型，就是大多数书籍的信息存储方式。
需要印刷的时候，用纸型做模具，把融化的铅浇筑在上面，形成最终印刷的铅版，刷上油墨就可以把纸变成书。
这个流程，从写稿到排版，再到纸型制版，大多数流程都需要手工操作，所以图书的制作周期非常长。70年代，特急印刷的小册子，需要十几天才能上市，几百页的书，大多数出版社的出版周期在1年左右。这个效率用来搞科普，写小说还可以，对于一线科技交流来说太慢了，所以急需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印刷，一个是排版。
印刷方面，铅印机是凸版印刷，需要在纸面上压一下，才能把油墨涂上去，每秒能印一张就很不错，极限印刷速度是每小时4000张左右。所以20世纪的大趋势是胶印机平版印刷，每小时至少1万张。
胶印机的原理，有点像前面说的石印，在透明胶片上打出黑色字，在金属板上涂感光材料，再把胶片贴到金属板上曝光。有字的部分，感光材料变性了，可以洗掉，没字的部分，感光材料可以被显影液定住，形成印刷版。印刷版沾上油墨，把油墨刷到胶皮布上，胶皮布紧贴着纸，印出书页。
这个流程说起来复杂，但除了制版，后面的部分都可以自动化。70年代初，最需要效率的军队开始推广胶印技术，率先在东北军区的沈阳7212厂成功，然后推广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到这个时候，从印刷方面来说，图书出版已经可以做到以天为单位了，但是制版方面还不行。
胶版印刷，最重要的底版是胶片。制版的时候，要把各种字的模型排列出来，用复杂的投影方式，投到感光胶片上，用照相的方式制作底版。汉字比字母文字复杂，所以非常容易出错。而这张胶片底版，本质上还是一块雕版，不能像铅字那样随便替换，所以制版的效率低，成本高。很多单位甚至开发了一套复杂的技术，把铅版转成胶版，再用胶印机印刷。
70年代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基础工业的普及，下一个目标是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再以年为单位翻印别人的旧书，至少要以月为单位，推广最新的科技信息。到这个时候，排版技术就是限制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最大短板，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科研的瓶颈。
王选是怎么消灭这个瓶颈的呢？
这个需要谈谈现代排版技术的发展。1965年，德国开发出了计算机照排技术。过去需要把具体的字型摆在光学仪器上制版，现在直接用数字信号代表字母，计算机自己就能发射电子束，在胶片上打印文字，和我们打字差不太多。到了1970年，美国报界已经全部采用电子排版。
1975年，英国计划再更新一代技术，用激光代替电子射线
，搞数字激光照排机。同时西方企业也在研究汉字印刷术，准备占领东亚市场。
在这之前几个月，1974年8月，中国为了解决出版业的效率问题，启动了748工程，
全名"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其中第三个项目，就是汉字排版系统。
西方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很简单，因为字母的数量少，每个字母就算安排10种版本的字型，数据量也很小。但汉字的一二级字库加起来差不多7000，常用字体十多种，再加上不同大小的字号，需要上百G原始数据才能保证日常印刷。70年代的中国不会制造磁盘，2个磁鼓才能存一兆的数据，所以大多数科研人员反对搞数字化排版，建议还是先搞机械排版，在光学仪器前面摆字模。
王选1975年加入748工程，他也觉得汉字的数据量太大，但他认为，可以对汉字的字符、偏旁部首进行矢量描述，然后用排列组合形成汉字，实现数据压缩。这个构想比西方早了十年。
1975年11月的报告会，王选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多数同行觉得他吹牛，但电子工业部的计算机管理局局长郭平欣支持他。通过计算机工业局协调，新华社拿出140万设备投资，王选负责组织研究团队，潍坊计算机厂负责组装，坚持要搞国产激光照排。1981年7月，王选拿出第一台样机，华光I型；1983年拿出华光II型。
王选院士说自己的成果都在当选院士之前，1983年到他当选院士（学部委员）还有8年，这期间他在做什么？
从原理上说，汉字电子化排版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华光II型还缺乏量产检验，没有足够的生产数据反馈，细节问题很多，报社用起来不方便。如果是计划经济时代，报社不喜欢用，也得支持国产货，也要把自己的生产数据拿给王选。但1984年已经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各单位首先看重自己的生产效率，所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纷纷采购外国设备，准备踢开这个烦人的王选，一步实现电子化排版。很多同行等着看王选的笑话，说1984年秋天的印刷工业展，就是748工程的末日。
1984年底，美国IPX公司到新华社介绍产品，新华社的人积极学美国软件，劝王选项目组放弃，说
"人家都有现成产品了，你们还搞什么"。1985年，人民日报给美国HTS公司430万美元买设备，一分也不给王选。到了1985年底，新华社说亚运会快到了，我要建新闻大厦、缺钱缺人，也不能再补贴这个没希望的国产项目，彻底撤出了748工程。
不过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小部分干部知道造比买好，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点权力，命令国务院直属的经济日报用王选的设备。当然经济日报也很讨厌bug，给王选下了最后通牒，说再不解决华光三号的问题，我宁可重新用铅字印刷。王选争分夺秒，在1987年夏天解决了大多数问题。10月份，党的十三大召开，经济日报拿到了新华社电讯稿，20分钟就通过计算机完成排版，其他报纸还在用铅字排版，最快也要三四个小时。王选终于在中国站住脚了。
1988年7月18日，《经济日报》卖掉全部铅字印刷设备，彻底转向电子化。王选拿到经济日报的钱，把设备升级到华光4型，可以每秒处理710个汉字，全世界最强。过去一本书的排版需要1年，现在3天搞定。1989年底，国外照排系统全部退出中国市场。1991年，王选成为院士。
从宏观环境看，王选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后的受益者，国家用行政命令给他提供资金，提供使用经验，最后在高科技领域造出了国产成熟产品。支持王选的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计算机工业局局长郭平欣，还有1980年的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这个副主任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写信，要求他们不要急着买外国成套设备，还给王选批了20万美元去购买关键技术。大家可以猜猜这个人是谁。
不过，尽管得到了一小部分官员的支持，王选的个人努力也非常重要。他1954年到北大学数学，数学基础非常好，后来分专业，他选择了当时冷门的计算机专业，搞硬件；1961年他又转行到软件。在70年代是极少数兼有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基础的专家。60年代，因为收听英语节目，被指责说收听敌台，王选没有安排重要项目，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国际先进技术的跟进。所以，70年代，一旦国家需要，王选就能果断抓住机会，给国家一个惊喜。
回到字幕提出的问题，很多人经常混淆王选和发明五笔打字法的王永民。这两个人都在80年代初做出了重要贡献，都降低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系统的门槛，再加上都姓王，新一代人分不出他们俩也可以理解。
但从贡献大小来说，王永民的技术有相似的产品可以替代，王选领导了国内唯一做类似方向的团队。王永民只解决汉字本身的录入效率；王选还要解决汉字不同字体，不同字号的编码问题。王永民处理的汉字，是一个个孤立的符号；王选处理的汉字，是以多种形式组合的图文。王永民针对一个成熟的系统搞开发；王选需要从0开始研发整套硬件。所以，尽管王永民也算是中国计算机时代的重要人物，但和王选还是差了一个层次，不应该在贡献上并列。
好，感谢各位读者引出的额外话题，今天的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