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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0年5月16日星期日，欢迎收看275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督工，上一期节目，你说周日要谈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成都49中学引发的舆情问题，现在开始吧，我要下班了。
手里有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用媒体人视角来看，人口普查和成都中学生自杀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变成全民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明确的信息公示渠道，普通人无法预期自己什么时候能了解信息，也不知道能了解到哪一个层次的信息，甚至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自己看到的信息是修改过的，所以才会根据直觉，选择相信一个貌似逻辑上自洽的说法。
就在成都中学事件被全国关注之前，网络舆论的焦点在杭州。
先是动物园的豹子外逃，很多地方发现有豹子痕迹之后，动物园方面才承认其实20天前豹子就跑到野外了。与其同时，有人从公安部的文件倒过来推测，发现2020年杭州临安区的吴越国王钱镠墓被盗了，涉及上百件一级文物，盗墓现场距离临安区委区政府只有300多米。在破案之前，甚至破案之后，当地政府都假装这件事没发生过，同时借着施工的理由，长期封闭了遗址公园。这种信息公示水平，必然会在部分信息流出之后，鼓励普通人用想象力去填补空白，给各种神奇的民间传说提供土壤。
杭州的事件最后还是爆出来了，但只要在中国上网时间够长，每个人都会发现一些事情在热炒几天之后，无声无息消失。事后想跟踪一下，回去搜当初的话题，曾经看过的内容，直接404找不到。类似的事情见多了，网民肯定会有自己的思考惯性。这次公布人口数据比最初预告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一个月，还没有任何解释。成都49中学自杀事件后，成都警方只拿出一个干巴巴的通告，被家属指责隐瞒信息。网民选择相信谣言，并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以后减少类似的舆情，首先要保证信息公开的渠道畅通透明，如果有哪些信息因为隐私或者破案需求要保密，也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程序，给出解密的时间或者条件。对于有重大争议的话题，还应该有人民代表去监督信息，在承诺保密之后，替人民去审查未公开信息，看看是否有滥用保密程序的情况。
成都49中学的事情，还引发了网上另一起争论。由于相关传言很多，前几天很多人质疑当地政府隐瞒信息，还有人到中学门口悼念，留学生日报带头，很多自媒体直接说这是颜色革命的前兆。我认为，法制社会，应该避免用目的去推测别人的做法，只看行为本身适合什么法律来处置。在信息不足，缺乏组织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有作出误判的可能性。如果拿不出确凿证据，为了媒体流量上纲上线制造敌人，唯恐不出大事，这和那些自称知情人哗众取宠的网络id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更恶劣。
当然，我们都希望减少因为错误信息产生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赋予普通人更多的组织性。作为个体的人，不可能搜集全面信息，甚至不一定能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孤岛，通过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来了解事件全貌，在身边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权威人士去沟通政府；在信息公布不完全的条件下，必然是受到最极端，最夸张信息引导的一批网络用户，通过社交媒体相互加强自己的信念，持续升级错误言论，再传递给普通网民。这种原子化的信息传递模式，和政府公布信息流程迟缓一样，都是舆情问题的核心矛盾。
所以我们国家才会实行人民代表制度。理论上说，只有通过人民代表传递，个人诉求才能升级为人民诉求。这个过程中，人民代表负责筛选信息，剔除掉那些逻辑上不合理，立场上过于体现个人特殊性的信息，形成比较理性，比较明确的集体诉求，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也对自己代表的人民形成安抚作用。所以我建议，信息公开流程应该有人民代表监督，避免产生黑箱操作的猜疑。如果你不希望民粹主义言论影响社会稳定，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依照法律落实民主程序。按照这个思路，很多偏执的上访事件，也可以通过人民代表监督的方式，在基层就通过公示否决掉。
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居民的主体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他们必然会对公共事件产生自己的判断，也希望能把自己的诉求传递给政府，影响政府决策。这不是坏事，中国人民在逐步认识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承认，成都事件证明，作为个体的人民，可能不成熟，可能会有不理性的判断，但这恰恰说明，我们应该让人民练习当国家主人的技巧，尽可能提供充足的信息展示社会运行规律。让普通人学会组织起来，提出合理的方案，否定那些最极端，最不理性的诉求，避免所有的怨气都指向政府。在中国经济整体向上的背景下，颜色革命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发芽。
如果普通人对政府行为稍有质疑，就把他们当敌人，揣测他们的目的，这是逼他们极端化，对政府产生长期猜疑，社会从长期看来会越来越不稳定。70年代，毛主席派刘兴元去四川当负责人，特别嘱咐他们到了成都先去武侯祠看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现在无论是四川还是全国，如果不承认人口城市化，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的新形势，不反思现有的信息公开程序，那无论事后怎么补救，都会像对联说的那样“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另外，说到关于人口信息延迟公布的问题，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很多地方似乎拖欠了人口普查员的补贴和工资。打开百度搜索框，搜索“人口普查员”，第一个热搜推荐就是问补助费的问题，说明很多普查员都好奇自己什么时候能拿钱。
在人民网留言板上，内蒙古普查员4月27日抱怨，半年前的报酬还没拿到，地方领导倒是回复很快，但还是说补贴刚刚核实完，需要等一等才能给。
http://liuyan.people.com.cn/threads/content?tid=9929313
在河北政务平台，我家乡承德市的调查员3月份投诉，说所有的工作去年都做完了，现在还不知道要由哪个单位给钱。承德市双桥区人社局回复，说普查员是我们通过外包公司招募的，你拿不到钱应该找企业。
在律师网上，今年4月份开始有人考虑用法律手段要工资。
https://www.66law.cn/question/35505985.aspx
从这些细节来看，我倒是理解为什么人口普查数据出来这么慢了，毕竟搜集数据整理数据都要消耗人力，拖欠工资必然没有积极性。拖欠半年以上，要是有哪个地方的数据异常需要核实，恐怕连人都招募不到。希望各级政府以后能让一线干活的人尽快拿到钱，否则后果肯定不仅仅是引发网络舆情事件。
接下来我具体说说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问题。
2月9日第234期 俄罗斯最知名反对派，也许只是普京的宠物节目，我引用过新华网发布的公安部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年内户籍登记的新生儿1003.5万。当时我说，中国开出生证明到上户口，规定是一个月内完成。就算最后两个月的新生儿都没有在年底前上户口，全年的出生人口也只有1200万。果然，这次人口数据出来，2020年真的只有1200万婴儿。只是统计局长认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5_13_590509.shtml
中国总人口14.1亿，但是新生儿只有1200万，每100个中国人每年只能产生0.85个婴儿，无论统计局长怎么评价，这个数据震撼了所有中国人。携程集团老板，那个喜欢在人口问题上发言的梁建章提出了建议，拿出10%的GDP做生育补贴，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这句话登上了新浪微博的热搜榜，说明网民普遍认为，中国人生育率低已经是威胁社会生存的重症，必须大剂量用药才可能治好。
对于人口问题，在讨论刺激政策之前，我想我们必须考虑好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增加出生人口数量，或者说，人多的好处在哪里。
首先，人是生产者，人多意味着生产潜力大。但人也是消费者，生产出来的物资是人自己消费掉了。简单地说人多就能积累财富，是不对的，我们只是希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数量之间能平衡。如果作为消费者的老人太多，作为生产者的年轻人太少，养老金必然变成废纸，社会也积累不下进一步发展的资源。所以我们对人口的第一个诉求是出生人口相对现有人口不能太少，不要出现生产者暴跌的情况。
解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其他问题就不是简单地做乘除法了。因为社会福利终究是要平摊到每一个人的，靠总人口数量堆出来的经济进步，算人均就要还回去。所以，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多，对人均经济水平有哪些好处。
从经济上来说，人口多，最大的好处是产业链复杂，用更大规模的分工来提高效率，也拓展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19世纪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一度想开发蒸汽动力的计算机——差分机，结果因为技术和资金限制被迫放弃。差分机本身的零件只有4000多个，加上配套的蒸汽机也不会超过1万个，这基本上是当时量产工业品能达到的复杂度极限。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最普通的家用轿车也有一万多个独立零部件，中档以上汽车可以达到3万个，大型客机作为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商品，零部件可以达到400万个。将来的核聚变发电机可能需要几千万个零部件。这体现的就是工业复杂度的进步，我们必须用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去制造这些零部件。如果不只是制造，还要理解每个零部件的原理和运行细节，积累资料准备开发下一代产品，基本上每个零部件都要对应至少一个技术人员。只有足够多的技术人口，才能推动全社会的产业升级。所以，我们对人口的第二个诉求，就是在保证数量的同时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社会组织度，把每个人都变成技术人口，卷入社会化大生产。如果人口越多，内耗越严重，不能提高协作水平，再多的人口也不等于产业升级。
现在是数字时代了，电影、音乐、科学知识、生产工艺，小说散文，这些无形产品的复制成本无限接近于0。这意味着，生产者越多，出现优秀产品的概率越大；消费者越多，分摊生产成本的人就越多，无形产品的价格就越低。中国演艺明星和足球外援最近几年拿到了全世界最高的报酬，其中当然有泡沫，但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工业国，占据文化产业链制高点的人，市场规模和赚钱能力的确不能用其他国家的先例来比较。
按照算术规律，10亿人口级别的国家，和几千万人口的国家相比，每个人获取知识都会更容易，享受文化艺术的代价会更少。但是，这个理论要变成现实，还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人口素质高，每个人既是有原创力的生产者，又是具备鉴赏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文化产品消费者，所以，我们对人口的第三个诉求，是提高人口素质，让大多数人具备原创能力和共通的艺术鉴赏水平。
三个目标总结一下，一是总数不要暴跌；二是技术人口数量多，内耗小，促进产业升级；三是大多数人口具备原创能力和艺术背景。这三个目标可以拿来衡量一下梁建章的100万补贴方案。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人口总数暴跌的原因。第267期 央行人口论文精彩，可惜结论不够“融合”节目，在普查数据公布之前，我根据央行的论文谈过一次人口问题。当时我说，大家不愿意生孩子，不是因为比过去穷了，恰恰是因为比过去更富裕，更自由。过去大多数人是农民，家里没什么积蓄，偶尔闲下来没什么娱乐，更没有可预期的上升空间，所以把生理上的潜力都拿来生孩子，粮食够吃就放养长大，不够吃就送人甚至抛弃。
现代普通人有一定的积蓄，闲暇的时候有各种文化娱乐，还可以把积蓄用于教育和投资，提升家庭的社会阶层。所以不会利用全部生育潜能，而是把资源花在自己和少数子女身上，尽快改变生活。这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个规律，最集中反映于80年代和90年代计划生育宣传作品，无论是春晚小品，还是《故事会》短篇小说，还是宣传电影，对农民讲计划生育政策，家庭方面强调的都是少生孩子可以有精力外出打工，也可以经营副业致富，攒下集中资源培养一两个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下一代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农民当时可能对类似的宣传有抵触，但最终接受了这套说法。现在70%人口住在城市，新生人口果然暴跌。
所以，梁建章的发钱计划，就算不考虑因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也有个很大的负效果，就是改善一部分底层家庭的经济情况，把他们变成生育愿望较低的中等家庭。到时候，一部分家长根本不在意下一代的教育和发展，也许会多生，但这样的家庭生太多孩子，对社会未必是好事。另外一部分家长已经处于中等阶层，还会继续把钱拿去买学区房，请一对一的辅导老师，炒高培训机构的学费，推高学而思这这一类的公司的股价。十几年前，我想象不了普通工薪家庭愿意为一节大班辅导课付出几百块钱，一整年都在花钱。现在我们也想象不了，每个孩子拿到100万之后，能把辅导班的价格炒到什么程度。父母因为生一个孩子拿100万很好，但再生第二个，他们肯定会再掂量掂量。
另外，第18期 日本：捕鱼配额不够怎么办？从台湾手里拿一点节目我就提过，单身税和生育补贴，完全是一回事。政府不能创造财富，只能把一部分人的财富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生育补贴如果只是一万两万，单身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也没有什么明显作用。毕竟日本韩国对婚育家庭的税收减免，也没有拯救他们的生育率。如果像梁建章建议那样，生育补贴增加到100万，社会矛盾一定会爆发的，毕竟人不是朝三暮四的猴子。
我举个例子，前几天，合肥有个35岁购房事件。在政府强行用行政手段压房价的前提下，新房和二手房出现了价格倒挂，买到新房，就等于相对合肥其他居民赚了一大笔，所以每个有点钱的人都想买房，合肥市政府只能学其他沿海城市，用摇号、排队、限制社保的方式来限制买房。从沿海地区的经验看，如果不限制社保和户口，必然是外地人带着钱来抢购。如果限制社保，按年限排队，就会有中老年人替子女抢购，前几天深圳某些楼盘的下限甚至到了23年社保，需要结婚生育的年轻人肯定是买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合肥市拿出30%的楼盘，称为刚需，规定让35岁以下的年轻人优先到这30%摇号，结果引发了巨大反弹，不仅合肥本地，其他地方的网民也一致抗议，说歧视中年人，制造35岁危机。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已经很清楚补贴和税收是一回事了，一部分人的福利，就等于另一部分人的负担。生育补贴加到100万，等于收恐怖的单身税和独生子女税，激发的社会矛盾不可想象。如果生育补贴同时制造了惊人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过挤占经济投资，导致增长停滞，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的抗议。所以，梁建章的建议最多证明中国人对生育问题的担忧，没有落实的可行性。也许我们会通过少量生育补贴，缓解女性对生育风险本身的担忧，但在现在的购买力下，绝对到不了100万，国家也承担不起。
至于说我建议的方案，之前很多期我都提过，比如说124期 有些地方债越来越高，却还拿中央拨款再去举债？，137期 蔡英文炫耀“外交突破”，什么？对方都还没建国？，还有最近的267期 央行人口论文精彩，可惜结论不够“融合”，一定要搞社会化抚养！政府既要承担儿童的养育成本，提供抚养帮助，也要从父母手里拿走更多的监护权，给所有儿童制定成长计划，关注心理健康，降低全社会的平均教育代价。父母交出一部分监护权之后，不用再去担心内卷化的教育成本，反而有精力专心和子女培养亲情，分享人生经验，做好朋友。今天我不再浪费时间全面谈社会化抚养，只是针对前面提出的几个目标分析一下。
刚才说到的第二个目标，是要增加技术人口比例，降低社会集群之间的内耗。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当务之急了。中国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人口暴跌，还有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缺乏妥协机制，认为只要有利益冲突，就没有任何妥协点，必须是一方彻底胜利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女权，比如说地域冲突，都很容易被少数人放大矛盾。这一期的开始，我提到成都中学自杀和人口普查数据制造的争吵，深层原因也是缺乏妥协和理性谈判机制。
过去几十年，我们靠政府包办一切来压制矛盾，但是，从最近的各种问题看，政府包办本身可能就会制造更多的矛盾。过去几十年，我们还靠高速经济增长来缓和矛盾。但经济增长率也不太可能一直保持上一代人的水平。这一期开头提到的两个舆情问题，就是矛盾逐渐强化的体现。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政府包办不下去，最终解体。所以，新一代中国人必须早点学会在妥协中合作。这也是社会化抚养和新式教育的一个重点。
前几天我到观察者网参加席亚洲的直播节目，当时我说，中国未成年人现在最缺的一种教育是自主社交。在这一轮城市化之前，依托于城市社区，儿童青少年会在家庭之外有大量的社交和自发娱乐活动，虽然也带来很多风险，但在成年之前提供了宝贵的团体经验，组织能力，探险精神。现在的孩子，放学以后主要在家庭内部活动，这方面是有所退步的。
所以，加强社会化抚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教师监护下，让学生大量组织集体活动，推选团体领袖，协调每个人的意见，靠自己解决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加深社会分工的同时，减少社会内耗，让下一代人建立更复杂，也更和谐的社会。
刚才论证的第三个目标，是提高每个学生的创造力，增加艺术教育比例，充分利用人口多的优势，生产科技和文化产品。要实现这个目标，前提是消除内卷式教育，不能再用刷题和解题技巧淹没学生。但如果每个家庭自己安排教育计划，结果必然是内卷式竞争，没人愿意在应试技巧上输给别人。所以，社会化抚养除了通过规模化教育降低成本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尽量延长在校时间，对私立教育机构收重税，政府基本垄断制定区别化教育计划的权力，不给父母内卷的机会。否则培养出几亿做题家，生产的科技文化产品高度同质化，人口再多也不会提升人均幸福感。
从整个人类史视角来说，现在新生儿暴跌，不是几十年一次的周期问题，不是几百年一次的王朝盛衰问题，甚至不是以上千年为周期的种族交替问题，而是人类上百万年进化史遇到的新问题。之前无论是在草原上追羚羊，在庄稼地里翻土，还是在工厂流水线上拧螺丝，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也很难找到比年轻异性更有趣的东西，生育是不得不选的生活方式。现在人类社会的富裕和自由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结果无意中用其他满足感取代了一部分生育本能，所以因为发展和进步遇到了人口危机。
这个现状，是几十万年未有的大变局，历史上任何经验都指导不了当下，梁建章的方案和其他现有刺激人口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思路不开阔，被过去不到一万年的文明史困住了，或者沿用封建帝国鼓励人口繁衍的经验，或者企图加强家庭这个生育单位，这就是典型的受困于历史局限性。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方案能奏效，前提必然是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都倒退到古代，这显然不可能，所以他们的方案没啥价值。
在这个时代，只有唯物主义历史观能帮助我们，因为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世界上一切传统都没有神圣光环，都可以随意修改调整，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历史局限性。我建议搞高强度，高水平社会化抚养，剥夺家庭规划教育方案的权利，就是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思考，听起来也许匪夷所思，但未必不值得严肃讨论，至少可以给更新鲜的方案做参考。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庆祝一下中国火星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上终于有了三个国家投放的标志物，可以凑一桌斗地主了。中国这次降落，选的地名也很好，乌托邦平原，很有乐观科幻气氛。在这样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科幻时代，希望各位观众，希望中国人都能深入考虑社会变革的可行性，让社会进步主动跟上技术的发展，否则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静态社会之间一定会产生剧烈的摩擦和震荡，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好，275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周二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