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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2年11月6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0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10月2日的492期，我们分析了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高管和紫光集团相互勾结的问题，当时你说第一期大基金上千亿的投资给了紫光，但在股权上没有任何制约，最后只看到一个破产重组的紫光集团，高级管理人员难辞其咎。
但是，同一期你也承认，如果只从商业角度评价，紫光集团提出的长江存储项目还是能赚钱的项目，还打进了苹果供应链，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指标。
492期节目刚播出，美国就加强了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制裁，要求美籍员工离开，停止提供技术指导，长江存储项目的生产受到明显影响，连已经摸到边缘的苹果供应链也受到质疑了。
督工，长江存储项目遇到了什么问题？
大基金一期的主要投入在长江存储，而长江存储的主要投入是两个大型芯片厂。可以说长江存储是一个从设计到制造垂直整合的IDM芯片企业。对于长江存储自身的产业链来说，设计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和制造环节比起来，设计环节还是轻资产，所以紫光从大基金搞到的钱基本上都给了2个芯片厂。
2020年的167期、184期，我们关注过从武汉宏芯出现的芯片造假传染病，先是传染到济南泉芯，再蔓延到全国，骗了上千亿的政府资金，到现在主犯曹山还是一个神秘人物，没人知道他是被抓了，是出国了，还是像汉芯事件的陈进一样，被低调保护起来了。
从财务结构来看，紫光主持的长江存储项目，和武汉宏芯是有点像的，都是用少量自有资金吸引大量政府投资；都是在企业架构上完全摆脱了政府监控，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都是在2016年前后找地方合作大规模上芯片厂。甚至最后主持人成了全国知名的诈骗犯，都有相似之处。
但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拿到钱之后，曹山什么都干，就是不造芯片，最后貌似还安全退场；而紫光的赵伟国拿出相当一部分钱造了芯片，现在失联了，几乎所有人都能猜到他去了哪。赵伟国这部分靠谱的钱，就花在长江存储项目了。两个案例对比，说明国家大基金搞芯片还是要比地方政府进步一些，最起码能看到可以运转，可以拿到订单的芯片工厂。
有之前太多的反面典型作比较，长江存储本身在管理上的问题就不值一提了。眼下它遇到的主要问题在技术层面，就是长江存储项目只是一个孤立的芯片厂，而且是产业链中投资最大的孤立环节。在芯片产业链相对落后的中国，搞这样一个芯片厂，必然要全面采购西方设备，长期依赖欧美技术服务，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商。所以一旦美国人把制裁的手稍微攥紧一点点，长江存储项目就要被卡脖子了。
长江存储占用了几百亿国家资金，美国员工稍一放手，生产就要受影响，集成电路大基金怎样做，才能消除这种威胁？
从90年代的NEC华芯开始，国家一直在花钱建设芯片厂，到现在至少25年了，但是芯片产业和国际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说明国家出钱买比较先进的工厂，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如果说这几十年留下什么积极经验，就是企业和银行、地方政府合作，有意愿大量投入，建造一个市场经济下的芯片厂。集成电路大基金这种国家队不需要把具体芯片项目的投资包下来。
另外，具体的芯片项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赚钱，不需要关心整个国家的产业水平，甚至可以说，国内竞争对手的产业水平越低越好。只要一个项目，比如说长江存储，能集中资金买到西方最好的设备，就可以利用欧美产业链的支持，占领国内市场，保证项目自身的盈利。
但这显然不是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目标，因为国家大基金不是一个只求赚钱的商业基金。如果国家大基金只投长江存储这种孤立项目，就算赚钱了，也是失败的，因为长江存储一次性就占了几百亿资金，其他更重要的环节损失了得到投资的可能性。更何况现在芯片工业是贸易战状态，美国政府看到中国国家队下场搞了纯商业项目，一定会把项目制裁到不能赚钱。
睡前消息的观点一直是国家和企业要搞清楚各自不同的任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政府的调节机制就是降低过热，防止衰退。芯片厂本身总能吸引大量资金流入，那就不需要国家基金来添一把火。而更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工艺配套环节没人愿意投资，商业基金嫌投资期太长，地方官员嫌政绩太小，这才是国家大基金发挥作用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人天天惦记的荷兰ASML光刻机公司，也不算积累特别深厚的企业，在90年代只是一个二线光刻机厂商，远远落后于佳能和尼康。1997年中国在上海和日本企业合资，成立华虹NEC芯片工厂，1998年ASML才决定全面冲刺当时看不到应用预期的极紫外线激光。坚持了13年时间，2010年ASML建成第一条演示生产线，2013年才真正投产。持续15年的亏损之后，ASML才彻底翻身，打掉了佳能和尼康的光刻机霸权。
15开发周期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说开发周期不长，是和芯片产业的利润比，和中国搞芯片工厂的历史比。说开发周期也不短，是和中国商业基金和地方政府的耐心比。中国除了无论如何也要自己做的军工项目，其他产业几乎没听说过15年只投资，不在乎当下现金回报的。
474期，我们介绍做中国新冠特效药阿兹夫定的煤老板王朝阳，2011年从郑州大学买到技术专利，当初是想对付艾滋病，默默投资10年，花了差不多十亿，2021年才拿到上市批文，然后发现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疗效。那一期节目很多观众都说，在人人想赚快钱的投资市场，也只有煤老板才有这份耐心。国家大基金的产业管理能力不应该输给煤老板。
现在的半导体项目，芯片厂投资大，但只要欧美产业链全面配合，见效快，赚钱多。而其他的配套环节正好相反，见效慢，赚钱多，但能保证整个产业链运行，这就是需要集成电路大基金投入的地方。所以我们说，紫光长江存储项目一次性拿走大基金40%的钱，就算赚钱也是失败。
现在中国急需的半导体基础产业链，研究风险比当年ASML搞原创开发要低一些，因为在贸易战背景下，需要研究的东西大部分都能明确看到前景，我们目前能解决跟随性开发就是很大的成就。只是这样的开发，周期还是超过了商业资本的耐心，所以国家大基金应该把直接买芯片厂的机会留给商业资本，自己去解决更紧迫的问题。
对于这些不算赚钱，但能严重限制下游大芯片厂的重点产业，国家有其他扶持吗？
有，但是缺乏一个能和市场对接的扶持模式。国家推进半导体工业，除了让大基金去投企业，至少还有01、02两个重大专项计划，直接由国家花钱，不求回报，解决最大的技术难题。01专项，是半导体工业的“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02专项，是“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而光刻机是重中之重。
这些投资的最大问题是，只给财政拨款的科研单位，不给企业，这就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因为芯片是个产业，产业链上每个环节，最终都要把产品卖出去才能产生效益。如果只支持科研机构，不支持企业，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也未必能补充产业链。
之前我们的视频也分析过过半导体行业的产学研整合问题，最有效的科研都出现在企业层面，ASML和台积电才是我们现阶段学习的榜样。而在01、02专项这种模式下，科研院所只在乎特定验收指标，不在乎其他方面是否影响企业应用，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往往只能摆着看。
具体到02专项的光刻机研究问题，总体负责单位是上海微电子，但被体制限制住了，不考虑对接其他环节的盈利问题，而分配资金的时候，也不是上海微电子来根据绩效分配，都是各负责机构根据计划拿钱。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项目，还想花小钱办大事，最后很容易大事小事都办不成。中国本土光刻机我们等了好几年了，进度用媒体最近常说的一个词形容，“拭目以待”。
芯片产业不是中国第一个全产业链落后于外国的重点产业了，以往中国是怎么解决技术配套问题的？
两种模式，分别是不惜代价的举国动员模式，和缺乏灵活性的国企包办模式。
所谓举国动员模式，就是国务院、军委组织专门办公室，由一个能超越所有省部级单位的高级干部来主持工作，不考虑对其他生产部门的影响，随意抽调资源来配合主要目标，必要的时候为一个零件专门建设一个工厂，以后永远用不上也无所谓。比如说原子弹开发，是周恩来总负责，聂荣臻元帅当项目经理，最后果然是勒紧腰带完成了。
但是，能超越省部级别单位的干部就那么几个，不可能每人只给一件事当项目经理。而且大多数产业最终是要考虑成本的，不能总是以打断其他产业链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更何况这样的项目如果超过两三个，就会相互干扰，争夺紧缺资源，到时候没个分配资源的标准，还是谈不上效率。所以，也就是当年的“两弹一星”有类似待遇，其他行业不能用举国动员模式。
所谓国企包办模式，是为每个产业链都指定一家长期垄断经营的国企，永久性雇佣几十万、上百万人，组建几千家工厂，慢慢地搭建产业链。每个工厂都按计划领到任务，解决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然后稳定生产。
比如说，当年我们的石油和石油化工产业都归石油工业部。石油国企成立了无数的专门工厂，给自己做配套，也给本系统干部的子女提供舒适的岗位。就算外部有效率更高的工厂，也不影响这些系统内的稳定岗位。中国和美国相比，到了2020年之后，主要工业品只有聚乙烯产量明显落后于美国。和当年石油国企的不思进取就有一定关系。
举国动员模式，优势是最大限度节约时间，缺点是成本失控，同时只能做一件事。
国企包办模式，优势是循序渐进，可以同时做几件事，缺点是时间漫长，建立的每个单位都会拼命维护最初形成的生产秩序，最后丢掉下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
现在的芯片产业，既不能像造原子弹那样，牺牲其他产业造出来就完成任务。也不是形成产业链就一劳永逸，永不升级，所以，举国动员体制和国企包办体制都不好用。我们必须让国家大基金去引导有耐心的企业，用长期投资激励他们做出成果，才能形成有竞争力，也有升级能力的产业链。
集成电路大基金两期几千亿已经撒出去了。如果国家要搞第三期、第四期集成电路大基金，考虑到前两期的经验教训，应该怎么管理呢？
到目前为止，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各个技术节点还是在欧美控制之下，中国不可能全面突破，更不可能同时突破。政府的确可以花钱去促进一条完整产业链，但不能总想着一步到位，把每个环节都推到最高水平，否则结果一定是花钱买厂，拿到几个类似于长江存储的商业项目，在美国没有制裁之前假装是半导体工业盛世。
如果是社会资金要建先进的高制程芯片厂，国家提醒一句风险，不必过多干涉，要建就建。但国家基金投下去，应该先让更成熟，更基础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厂得到补贴，拿到投资和利润。如果造不了5NM、3NM，先搞14NM、28NM也挺好，唯一的条件是不许在实验室搞验收，必须把产品卖到下游的国产企业，真实用起来。否则就要追回投资，收回补贴。
过去政府没做好类似的事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如果国家体制内集中了足够多的专家，对产业的理解深度已经超越了一般企业，就往往是国家投钱，国家包办，形成一个没有竞争机制的垄断国企，丢掉下一轮产业升级的机会。
而如果体制内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对产业的理解深度不如一般企业，就往往是放弃管理，只跟着市场风向投钱，甚至把钱交给市场上的大企业，让资本家替自己去投资。这就是最近大基金把钱给紫光，全面投资长江存储的故事。
就目前大多数产业而言，政府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保持强大的管理能力，能识别企业的效率，比较准确地发放补贴，但限制自己直接下场的欲望。睡前消息今年六七月份曾经连续评价中国航天产业问题，最后把观点总结成一张图——中国必须用高强度的政府管理，去促进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是集成电路大基金的基本目标。
回到我们的话题，上周最大的国际新闻之一，是韩国万圣节活动爆发踩踏事件，现在至少有156人死亡。督工，你怎么看待城市活动的人群安全问题。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韩国这次出事的社会原因以及技术原因。
首先，这次游行活动出事地点在汉城的梨泰院。汉城是韩国唯一的特大城市。韩国现在5100万人，汉城主城区人口1000万，算上外围都市圈是2300万，差不多占了全国一半，聚集年轻人的比例更是远远超过一半。如果不是在汉城，韩国想聚集起足够踩踏的年轻人群都很难。
其次，这次游行的地点，是传统上西方强国在韩国的基地，整片繁荣的城区都是围绕着美国生活区发展起来的。出事的地点附近就是美军龙山基地，而龙山基地南北区的分界线就是梨泰院路。而从1945年到2018年，龙山基地都是美国驻韩军队的总部，后来担心被朝鲜导弹一锅端了才离开。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还集中了外国使馆，2010年的时候外国居民比例达到25%。
所以，梨泰院周边出现了西方式的街区，以及西方化的消费文化，酒吧和购物中心尤其吸引年轻人。这次发生踩踏的万圣节游行，也可以看做从美军基地传出来的文化活动。
第三，梨泰院地区因为得到了美国消费的支持，在汉城算是发展比较早的街区，所以街道宽度、坡度都不太符合21世纪的要求。但是整个街区从1997年就被指定为汉城最早的观光特区，带上了文化光环，所以也不能轻易改造。这次发生事故的街道，是一条50米长，4米宽，还带有坡度的小巷子。类似的通道放在商场、体育场内部，都是应该被改造的对象，作为街道就更不合适了。
第四，因为周围的店铺利润高，而且有文化光环，所以违章改造的建筑一直没有纠正，或者说得到了政府的默许。本来韩国规划法令要求最窄的街道不得低于4米，但实际上沿路的商铺都喜欢加点违章建筑占道。沿街最重要的建筑汉密尔顿酒店，大门超出了建筑限界，还在下坡段建了10米的假墙，把街道宽度压缩到3.2米。其他店铺也有明显的违法行为。
对于一眼能看到的违法占道行为，汉城市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以罚代管”，今年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占用一年，很多店铺连续十几年积极交罚款，所以占道问题越来越严重。
最后，这次游行出现了超乎寻常的人群。平时无论是来消费的人群，还是来观光的人群，特征都是在时间上分散，在路线方面有明确目标，所以很容易管理。而万圣节游行人群正好相反，时间上集中，路线上反而没有把具体的店铺当目标，和成千上万人一起逛街游行本身就是目的。
本来2018年美军总部迁走之后，梨泰院地区的热度有所下降，但今年4月，韩国政府不再要求公共场合要戴口罩，放松了防疫管制，刺激了街头经济。今年万圣节游行，是三年来第一个“不用带口罩的万圣节”，所以人群密度超出预期，韩国政府派出的管理警力不足，不能对事故做出预防性处理。
这5个方面的缺陷，是韩国人用100多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他们自己肯定要反思整改。作为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也应该积极吸取韩国的教训，因为每一条缺陷都可以在上海老城区找到对应的隐患。
汉城事故的第一个背景，是人口向超级城市集中，而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吸引了全中国最多的年轻人。
汉城事故的第二个背景，是欧美人口在当地长期居住，形成了西方化的住宅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而上海在历史上也是围绕着西方租界形成的城市，核心地带有大片的西方式街区，到现在还是观光对象。
汉城事故的第三个背景，是老街区带上了文化光环，不能随便改造形态。上海这些老街区也是100多年前建造的，街道宽度对应，是马车时代末期和电车时代早期的交通，之后一直没有彻底改造。现在上海有64条街道被宣布属于历史风貌区，永不拓宽，比如说愚园路、乌鲁木齐路。老街道最密集的地区，就是静安区法租界老城区，几乎全部街道都停留在100年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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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城事件的第四个背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默许店铺继续挤占一些公共用地。上海虽然在占道方面管理比较严，但一直默许老街区把住宅当成商业建筑，开店铺，开民宿，向历史文化光环要经济，而居民区的防火、疏散能力是明显弱于专门商业区的，必然会形成事故隐患。
汉城事件的第五个背景，是很多人把消费街区本身当成了观光地点，在网红经济的带动下进入老街区，尤其是前面提到的几十条“永不拓宽”街道。武康大楼、安福路、襄阳路、巨鹿路，从早到晚都有人群拍照，经常会有人停在人行横道上取景。每个路口都有增设的警察，但也不太管得过来，遇到节日就更管不过来了。
这些额外增加的人群，对城市商业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没有配套的管理措施，爆发事故的概率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的。上海前些年也有类似的惨痛事故，现在看到韩国的教训，也应该对这些新型观光人群做出足够的引导，至少不能在提升管理能力之前盲目鼓励老城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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