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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5年3月1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877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3月4日，中国建筑师刘家琨获得2025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前中国人只有2012年王澍获奖。有些媒体形容，普利兹克奖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督工，这个奖的含金量怎么样？
普利兹克奖，是犹太商人杰·亚瑟·普利兹克通过家族基金设立的。普利兹克家族在19世纪起家，祖先来自乌克兰基辅。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刺杀，沙俄基层官员故意放出舆论，说这是犹太人的阴谋，允许整个东欧随便抢劫犹太人，杀人不追究责任，老普利兹克就跑到了美国。
现在凯悦酒店集团是普利兹克家族的资产，伊利诺伊州现任州长也是普利兹克家的人。奥巴马时期的商务部长潘妮·普利兹克，去年还被任命为乌克兰“经济复苏特别代表”，回到基辅和泽连斯基合作。整个普利兹克家族的净资产大概是百亿美元到千亿之间，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都是美国顶级水平。
但普利兹克奖的历史并不长，1979年才开始颁发，属于比较“年轻”的国际奖项。不到半个世纪，普利兹克奖能有这么大影响力，值得中国学习。
杰·亚瑟·普利兹克
杰·罗伯特·普利兹克，美国伊利诺伊州现任州长
最基础的条件，普利兹克家族主营业务是酒店，不缺钱，经常要考虑新酒店的设计，和一流建筑大师有联系。这是很重要的条件，但也不是非常独特的条件。
然后从时间上看，普利兹克奖填补了一个文化缺口。
现代建筑与现代都市形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全面实践的。在这之前，各国城市与建筑，材料方面因地制宜，结构上沿袭传统。哪怕是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城市，都保留了大面积的旧城，保留了农业时代的街道和建筑。各国的优秀建筑师，换个国家未必能得到认同，甚至根本没法工作，也就不太可能有国际建筑奖。
二战之后，到了70年代末，现代建筑全面铺开，各国开始有通用的建筑设计概念，可以相互比较了。但当时的建筑界奖项顺着历史惯性，通常是各国分别设置，比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金奖、美国建筑师协会金奖。就算可以跨国发奖，也往往局限在本国熟悉的文化圈内。从整个世界范围看，缺一个超越本地文化的世界级建筑奖，普利兹克奖正好填补了空缺。
作为一个家族基金会奖项，普利兹克奖从一开始就能做到出钱方和评奖分离，评审团由独立的建筑、经济、教育、出版与文化界专业人士组成。普利兹克奖办了47届，美国人只拿了8个奖牌，爱尔兰、葡萄牙这样的边缘国家也能拿2个奖牌，甚至是智利、布基纳法索也能获奖。
普利兹克奖发奖没有特定颁奖地址，而是全球巡回颁奖，可以是白宫、人民大会堂这种代表国家权威认证的地方，也可以是日本东大寺、俄罗斯冬宫、凡尔赛宫这些在建筑史上留名的特色建筑。2012年王澍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这借助了各国、各个文化区域自己的历史影响力，所以能得到世界普遍认同。
时隔13年，两名中国建筑师获奖。王澍与刘家琨是同一个建筑流派吗？
他们的作品差异很大。王澍用现代技术对接传统的中国建筑；刘家琨用现代技术改造刚刚形成的中国城市结构。
早期的王澍是一个常规的现代建筑设计师。90年代开始，王澍开始尝试加入传统建筑符号，抽取其中的几何符号。到了他的代表作宁波博物馆，王澍扭转现代建筑形体，营造了大量有视觉表现力的三角空间；另一方面，王澍就地取材，在当地拆迁村落中收集了600多万块废砖旧瓦，形成墙体装饰面，很多砖瓦的历史能追溯到明清时期，直观展示了宁波历史文化。2012年发普利兹克奖的时候，普利兹克基金会主席的评语是：“与当地需求和文化相融合”。
刘家琨更关注城市与社区空间组织，代表作是成都西村·贝森大院。他的设计强调功能主义，不排斥使用现代风格，但也不特别追求先进技术，很多钢筋混凝土结构都是裸露的，特色是营造社区体验。
国内的高密度城市，往往缺乏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西村大院高五层，刘家琨用中国传统围合式院落设计概念，在大院中围合出足球场。为了满足商户经营需求，刘家琨把西村大院部分层高设到五、六米，方便商户设夹层；他还为步行与骑行市民设计了坡道，丰富市民的“逛街”体验。这届普利兹克奖的评语，说刘家琨能够摆脱美学与风格束缚，因地制宜创造全新的日常生活场景。刘家琨是一个理解当代城市生活需求的人。
国内建筑业爆炸式发展，中国的混凝土年消耗量经常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之和，各种建筑流派都在中国得到了尝试。比如说2001届普利兹克奖得主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设计了2008年奥运会的鸟巢体育馆；2004届普利兹克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设计了广州大剧院。
普利兹克奖总共发了47届，而中国的大建设时代也持续了20多年，很多本土设计师也得到了参与重大项目代价机会。这样看，到现在为止只有2个中国建筑师得奖，是不是少了一点？
普利兹克奖重视创新，不鼓励重复。这几十年，因为时代变化，普利兹克奖有两次急转弯，每个想仿效获奖作品的设计师，都容易被甩在上一个弯道。国内重大项目雇佣国外得奖或者成名设计师，已经是跟风的体现。国内设计师再二次跟风，肯定很难得奖。王澍和刘家琨抛弃“做题家”风格，不刻意追求获奖，反而能被评奖团队关注。
具体来说，普利兹克奖的风向，和现代城市发展史同步。
前面提到，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工业社会已经形成，但城市主要的现代化要素只是铁路交通进入市中心，还存在大面积的旧城。新城区的建筑材料也主要是前工业时代已经形成的砖块和石头，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都非常传统，卫生、污染问题严重。当时建筑界的主流思潮认为，大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产物，应该让人口疏散，搞城乡融合。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力解决了城市能源需求，电梯解决高密度建筑内部垂直交通问题，汽车重构了城市交通物流，金属制品产能扩张提升了城市与建筑的供水、排污能力，现代城市卫生、交通管理制度建立提升了城市容量。在这些要素齐全后，现代都市发展方向基本确定下来。所以勒·柯布西耶提出《雅典宪章》，出版了指导性著作《光辉城市》，提出城市应当积极适应工业时代，居住、工作、娱乐、交通都有分区。
从实践来看，德国魏玛共和国开展了城市规划改革，用包豪斯风格修建了柏林现代主义住宅区；美国的城市核心区出现了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这些超高层建筑。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国家最先引领发展。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要在废墟上重建城市，都模仿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学习了勒·柯布西耶的规划理念。城市功能分区成为主流规划手段，高层公寓取代低密度住宅，城市公共交通成为规划的核心要素。工业国大规模修建高速路网，摩天大楼成为都市商业区标配，部分都市开始产生郊区化趋势。这种线条简洁的建筑外立面，对应了我这一代人在影视作品上熟悉的早期现代城市，也是普利兹克奖的产生背景。
第一届普利兹克获奖人，是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他是现代主义建筑的重要推动者。接下来一直到80年代末，有资格参加评奖的建筑师，作品集中于冷战中前期，对应了现代主义巅峰时期，获奖者以欧美建筑师为主。
随着现代都市迅速膨胀，城市居民开始厌恶千篇一律的城市建筑与社区环境，追求差异化空间体验与社区活动空间。随着早期现代建筑陆续老化，发达国家城市在冷战中后期陆续进入城市更新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反思，推动了解构主义、高技派建筑。建筑师借助最新的计算机技术，可以搞参数化设计，制造扭曲、圆滑的建筑形体。
比如说，1989年，后现代与解构主义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获奖，代表作是华特·迪士尼音乐厅；1998年高技派建筑师伦佐·皮亚诺获奖，代表作品是蓬皮杜艺术中心；2003年约恩·乌松获奖，代表作是悉尼歌剧院。用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这都是“奇奇怪怪的建筑”。
但是，中国恰好在这一阶段快结束的时候，开启了自己的大建筑时代，所以也跟风去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比如说2004年得奖的解构主义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擅长参数化设计，在中国的代表作是2017年竣工的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当时建筑行业把普利兹克奖当作风向标，不仅政府愿意选择鸟巢、广州大剧院这类方案，国内有一定实力的设计单位也跟风，大力发展参数化设计。设计师忽视了功能与实用性，不在乎建设成本，为了使用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做了一批外形给人深刻印象的建筑。
但就在中国普遍跟风的时候，欧美和日本已经在反思20世纪后期的折腾了。进入21世纪，城市发展关注重点逐步转向绿色建筑、低收入人群住房、本土文化，以及社区空间体验。中国的大建设年代，和普利兹克奖的新趋势走到了两个方向。
比如说，2010年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获奖，她的作品偏向简约风格，建筑造型简洁，喜欢使用轻薄透明的材料，视觉效果上模糊了建筑的边界。2018年，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获奖，他的代表作是艾哈迈达巴德大学中心，获奖原因是表达了印度文化与社会责任；2022年，布基纳法索建筑师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获奖，他在布基纳法索设计了小学与大学，充分考虑了当地经济条件与气候特征，兼顾实用性和社会责任。
王澍和刘家琨得奖的原因，主要原因也是他们不跟风，不仿效，视角放在中国社会内部，愿意积极考虑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需求。
和20世纪的城市与建筑革命相比，21世纪普利兹克奖代表的变化似乎缺少“锐气”，探索方向分散，不去直接颠覆城市的外观。
和悉尼歌剧院这一类作品不同，王澍和刘家琨的作品，在得奖之前，并没有进入国内的大众新闻场，督工你怎么评价越来越低调的普利兹克奖？
建筑文化上的低调，反映的是整体文化的保守，以及技术的相对停滞。
前面提到20世纪的现代都市建设带来颠覆性变化，前提是利用了混凝土、电梯、汽车、电视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城市面貌，也能直接改变生活方式。设想一下，没有电梯，高层建筑在物理上就对外封闭；没有电视和电话，高层建筑就在信息上对外封闭。我们能接受现代楼房的内部空间，完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到了后现代批判阶段，乃至21世纪的多元化阶段，虽然我们能用更夸张的技术去修饰城市，但没有产生新一轮核心技术，不能改变建筑内部空间的使用逻辑，我作为离职18年的土木工程师，现在还敢去评价新的工程项目，说明建筑技术整体上是停滞的。
所以经过一阵折腾之后，建筑师发现最佳选择是放弃折腾，关注差异化需求。尤其是现代人还借助工业技术固化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新型的保守主义，拒绝放弃工业化早期形成的核心家庭理念，这也导致建筑师不能追求颠覆性变化。
未来几十年，如果人类能发明更可靠的廉价抗拉材料，替代现在的钢铁承受主要应力，建筑内外空间肯定会有更多的创意。如果能发明可靠的三维交通工具，替代二维平面上的汽车，建筑的体量也能有明显增加；如果人类能建立新的熟人网络，替代已经在解体的家庭和传统社区，就必然要雇佣新一代设计师来建造公共空间。到那时候，相信普利兹克奖也会再次发给体现“锐气”的项目。但在这之前，中国最需要的人才，还是王澍和刘家琨这种实事求是的建筑师。
接下来分享几个往期内容的后续发展。
869期节目我分析了古巴停电问题，3月14号，古巴因为一个发电站出问题，再次全国大停电。
3月13日，呼和浩特公布育儿补贴发放办法，原则是1个孩子一万，第二个孩子5万，第三个孩子10万。我看到这个标准的第一反应是，国家是真不指望年轻人生孩子了。反而是已经生过孩子的，还可以刺激一下生育动力。
呼和浩特现在只有360万人口，加上包头也就是600万人口。而呼和浩特规划的地铁，已经开工的新机场，都是为千万级人口设计的，再不刺激一下，恐怕将来基础设施的运行成本都拿不出来。
另外，这次刺激生育还有一条政策，就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第三个孩子可以全市范围内自由择校。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十几年后，省会城市各个学校之间还有明显的落差，以至于能拿出来做奖励政策。看来学区房在一定时间内还是有价值的。
868期，话题从本溪市卖车位卖不掉开始。当时本溪县开出了价格，关门山景区、县政府、两家医院的停车场共计2660个，30年经营权的起拍价为3518.99万，平均下来，每个车位每年的价格是440元。最后流拍，没人买。
2月14日，广东珠海市也在卖路侧车位，23798个车位，经营20年，起拍价7.3亿，平均每个车位每年的底价是1500元左右。
这两个数据对比，可以大致理解东北和沿海城市的土地价值差异。
875期节目，从高中双休问题讨论到高考内容问题，我的建议是大幅度增加高考范围，包含大多数大学预科内容，总分可以扩展到几千分。优秀的学生不用浪费时间去练习低等解题技巧，而普通学生也不用抱着侥幸心理，用重复性练习去追赶优秀学生。
正好，上海解放网报道了复旦大学在全国的最新调研数据，探讨学生在中学阶段超前学习的效果。主要针对“竞赛获奖”、“完成科创项目”或“提前修读大学课程”这三类学生。
第一个结论：竞赛获奖进入大学的学生，成绩明显高于普通学生，而其他两类超前学习的学生，成绩没有明显的优势。
第二个结论：过去的六、七年时间，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各方面超前学习的比例在明显提高。
第三个结论：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拔尖学生越有可能投身于超前学习。
第四个结论：就算是竞赛类学生，如果对自己学习的内容没有兴趣，将来在科研上也走不远。
现在的学科类竞赛，早就已经超出了中学普通课纲的需求，相当于在高考之外开辟了一个大学基础课的加分考试。复旦这个调研证明，用超纲竞赛选拔学生的效果不错，完全可以直接变成高考的附加考试，让有兴趣、有才华的学生脱颖而出，其他学生也可以早点认识到差距，不搞低效内卷。
感谢各位收看，877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